作为曾参加过无数次考试的人，我们对考试并不陌生。尽管考试规则写得伶牙俐齿，火药味儿浓得一塌糊涂，但谁都知道：迟到，是可以商量的；抄袭，是可以意会的；临到交卷子那一刻， 跟收卷老师磨蹭磨蹭，“赚”上额外的几分钟，也是可以谅解的。

　　所以，一旦真的走上那种“丁是丁，卯是卯”的考场，我们还真的有些不习惯。像在中国一月开考好几次的国际英语水平测试———雅思考试，就属于这一类。

　　别说迟到1分钟，就是考官认为的30秒，你也别想进考场。正式开考前，先发试卷，任何人不准看题、动笔，只要你发出动笔的声音，或者被考官认为你在看题，你的考试资格即被取消。考试结束前5分钟，考官报时。当他（她）站在高高的讲台上一声令下“停止”时，你千万要立即放笔，一个字也别写，否则只要他（她）看到了，即以作弊论处。这个过程中，没有考官的解释，更不容考生的辩驳。在考官眼里，考生作弊了，是考生违犯了考试制度；考生作弊了考官不处理，是考官违犯了考试制度。

　　也许正是这种对考试制度的绝对维护，使得我第一次走进雅思考场时，就产生了那种对雅思深深的敬畏感。而且，也是我这个30多岁的老考生所见的第一次所有考生都这么规矩的考试。

　　为什么同是中国人，一参加雅思考试，大家都能这样严守规则，令行禁止？一参加自己国家的考试，哪怕是高考，都老是有做小动作的欲望或行为，都总是向往着能有“好商量”的余地？

　　一言以蔽之，雅思是西方人命题、西方人主持监考的。他们没有通融和商量的余地，纵然你是“长”的儿子或者“书记”的孙女。聪明的国人们大约都知道，“笨拙”的西方人是只认制度这个死理的，所以，在西方人监考的考场上，我们的考生才都这么“乖”。上次到香港，我曾被相似的问题困扰。我问香港朋友，为什么同是中国人，香港的交通就这么有秩序，有规则？广州就这么人不让车、车不让人？朋友回答，香港传统上是英国人在管理，英式管理是一种制度为上、为先的管理。

　　两相印证，不难看出，制度的神圣与严肃与否，取决于制度的执行者，本质上与百姓无关。执行严肃，制度就严肃，从而百姓对待制度的态度和行为也就严肃；反之亦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中国缺少的不是制度，而是勠力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神圣性的人。

　　现实中更令人心忧的是，那些制度执行者，往往不是执行制度得严不严肃的问题，而常常是“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总是把自身行为置于制度约束范围之外，甚至自身带头破坏制度。君不见，在大街上最不认红绿灯，最不认顺行逆行的是哪些车？恰恰是那些以维护公共管理制度和秩序为己任的霸王车、公务车；君不闻，在我们的公共权力机关，哪些人践踏制度最起劲？恰恰是那些手握重权，本应以捍卫制度为神圣职责的胡长清、成克杰和程维高们。

　　这样的制度执行者及其行为，老百姓可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久而久之，谁还相信制度的效力和遵循制度将带来的收益？制度执行不力，执行者自身不执行，所以，才有制度不行，才有“关系”、“后门”、“条子”盛行。而后者的盛行，必然反过来加速制度的无效化趋势，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无序与混乱。

　　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件事，我在想，如果这个迟到了1分钟的考生，是“长”的儿子，或者“书记”的孙女，又将是什么样的情形？

　　但愿，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神圣感，敬畏制度，从今年参加高考的这一代年轻人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要毫不犹豫地为不放行迟到1分钟的考生进场的监考官投赞成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