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务实的一代

　　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一书中说到一个现象：“西方发达国家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正在被组成许多团队前往几千英里以外的不发达国家，经常是去到乡村中帮助和教育贫苦大众。与此同时，这些不发达国家自己学校的毕业生却想不到这样去做，而是愿意挤在城市中做受过教育的失业者或为了创造‘合适的’工作而要求他们的政府扩大其行政机构。”中国不在缪尔达尔所考察的不发达国家之列，但他在20多年前针对不发达国家受过教育的青年精神状况说的这番话，就象说的是现今中国。

　　九十年代的中国，在城市越来越显得豪华、现代的同时，农村还有许多地方处在城里人难以想象的贫穷和落后状态下：缺医少药、没有学校、文盲成堆……。这是被现代文明遗忘的角落。虽然从穷乡僻壤也走出一些到大城市求学的年轻人，但无论是他们还是来自城镇的大学生，极少有人愿到艰苦地方工作，尽管这些未经开垦的处女地也许更适合有志者施展才干，开创事业。九十年代的大学生考虑问题非常实际，他们中不大有人对超越个人的目标和价值感兴趣，不大有八十年代大学生还曾有过的理想主义追求和对社会正义的关心。近年来对大学生择业观所作的调查表明，他们中相当高比例的人在选择职业时把单位的工资福利、住房待遇、是否地处城市作为首要考虑困素。三资企业、党政部门、金融单位就因为符合这些条件而成为最热门的职业目标。

　　如果城市中的职业容纳不了，对城市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的眷恋，使很多人真的如缪尔达尔批评的不发达国家那些毕业生一样，宁可“挤在城市中做‘受过教育的失业者’”，也不愿到真正需要他们去贡献知识和才智的地方。其中，一心进入权力部门的人，千方百计托人情、走门路、送礼行贿……，凡是社会上有的不正当手段，他们都会，都加以运用。我国政府机构庞大无比，人民早就不堪重负，精简机构的改革要求一再提出，但步步受阻。从这些囿于一己私利，不择手段挤进政府机构的大学生中，抵制机构精简的反改革势力是很可以获得后备力量的。而面对我国尚有许多地方极度贫困、极度落后的现状, 面对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正在把国家拖入泥潭的腐败, 现今大学生普遍反应冷淡、麻木。中国大学生自五四以来曾一直保持着的那种不平则鸣、充当社会良知的精神风貌，如今已很难得见；1957年进行悲壮斗争的大学生和他们几十年背负十字架的历史几乎被遗忘；八十年代大学生壮怀激烈地为社会的全面改革鼓与呼，为社会公义而呐喊，似乎已成天鹅之歌。在九十年代非常“务实”的大学生眼中，不论是我国大学生在历史上、甚至就在他们进校前不久表现出的那种“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的敏感和胸襟，还是欧美发达国家大学生身上那种广博的同情和超越自身利害的理想、激情、责任心——这种超越性的理想、激情和责任心在19世纪曾促使俄国民粹派青年到农村去为农民提供医药、技术和教育，在当代又使每年都有许多欧美青年到不发达国家最艰苦的地区去传播知识和文化，还激励他们万里迢迢自费来华，到孤儿院当义工，到荒漠去植树……——都是不实际、不成熟，或者干脆就是“傻冒”。

　　在发达国家青年的理想主义与我国大学生普遍的冷漠、自私之间呈现的反差已是很具讽刺性了，但最具讽刺性的是，当精神上的理想主义与实利主义化作行为风格时，呈现出的却是另一怪诞反差：理想主义者的脚踏实地与“务实”者的虚浮和不屑于实事。胸中燃烧着理想主义热情的青年有着从点滴小事一丝不苟去努力的实践精神，不管是在农村传播知识、技能，还是到福利院照顾孤残儿童，或到孤寡老人家中义务服务，都表现出一种此间在各行各业的本职工作中也很稀缺的“敬业”精神。而我们许多精神“务实”的大学生，行动上并不想“务”实，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想干，吃苦的事更不想干。做事马虎、不负责任，是如今大学生中很有代表性的行事风格。

　　二、大学“奇观”

　　大学生中，不光是精神上的实利主义和作风上的不踏实，还有比这更等而下之的。欺骗、盗窃、当“三陪”……，在大学早已不再具新闻效应。近几年，许多人都吃过上门推销的亏，而在作欺骗性推销的人中，在校大学生比例极高。有的大学生甚至把父母纳入了欺骗对象，伪造高额收费通知单对父母实施敲诈勒索。大学生中盗窃作案率不断上升也日益引起社会关注。在成都，有几所院校（其中包括全国重点大学、西南学术重镇）的学生在盗窃、销赃自行车上已形成“一条龙”作业线。盗起车来，不论对同学还是老师，都不会手下留情。这些学校的教职工几乎家家户户大白天地在自己眼皮底下丢过好几辆车。至于几年前就有人披露的大学生傍款“挣钱”现象，如今有了新发展。豪华娱乐场所不光有出自大学的三陪女，还有出自大学的三陪男。

　　大学中令人难堪的“景观”还不止这些。有知识而无教养即是大学校园一“景”。学生践踏草坪、破坏公物的事随时都在发生。连果皮箱、垃圾桶这些笨重结实的家伙也不堪学生们的脚踢、拳击与“火攻”，要不了多久就得换掉一批。我所在学校的绿色草坪周边极不协调地种有一圈荆棘，为的就是防范学生踏入。最惨不忍睹的是学校收发室那个专搁地址不详信件的窗台。一大堆信件几乎封封被学生中一些“好奇”者拆开，把里面的信纸、照片、会议通知、电话收费单、保险单……，全给抖落出来，信纸还被恶意摊开，管他是别人的家信还是情书，都摆在那里作了公共展品，一阵风吹来，纸片随风飞舞，散落路上。这情景丑陋、邪恶、令人恶心。拆信者心理上的阴暗、精神上的野蛮和形容的猥琐，就通过这些惨遭蹂躏的信件昭示于人了。为窥探隐私，完全不把他人权利放在眼里，完全无视法纪而私拆信件，这种勾当如果偶尔发生，倒牵扯不上大学生的整体形象。不幸的是，邮件上的犯罪数年如一日，那窗台上等人认领的信件几乎没有一天是完整无损的，学生自办的刊物也从未有过对这现象的反省和评判。但窗台上一封封被拆得七零八落、形骸不全的信件，每天都在发出无声的评判。不久前读到一则消息：意大利海滨建起一座独特的“垃圾纪念碑”。这座高达十余米的纪念碑，碑身、碑座全是利用旅游者扔掉的空瓶、废盒等垃圾建成。碑上刻有如下碑文：“请保护大自然，这里展出的所有废物都捞自海中”。我认为，学校收发室旁也该树个碑，刻上碑文：“这里埋的残渣碎片全是被拆毁的私人信件。”

　　我国高等教育不发达，受过大学教育的至今仍占人口比例很小。人们有理由期待他们如胡适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说过的那样，要保留一点“与众不同之处”。这与众不同不是古怪，不是与大众格格不入，而是他们受过的系统教育要求他们不仅比一般人更有知识和头脑，还应眼界更宽、胸怀更广、更有理想、更有责任感和更有教养。换句说，人们寄望于大学的树立标准、展示理想、坚持价值，也是需要每个大学生以自己的精神面貌和行动来体现的。然而，如今许多大学生信奉市侩式的实利主义。他们精通实务，却不懂与一切问题有关的准则和标准；精于世故，却不知道怎样做人，甚至连社会人最起码的文明素养、守法观念也不具有——要不然，大学生行窃、行骗事件怎会不断上升？私拆人家信件的卑劣行为怎会在某些学校长盛不衰？

　　三、大学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缺席

　　大学生以如此形象示人，令人惊愕、令人失望。但把责任全归咎于学生自身，则是不公正的。诚然，大学生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大学生的精神沦落已是一种带普遍性的现象，从个人身上追寻一种带普遍性的现象何以产生的原因，往往不得要领。何况，大学生作为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他们的素质和精神面貌要受很多因素影响。事实上，大学生状况折射出的是学校教育的失败和社会环境的严重问题。

　　说到教育的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缺失——不是流失，原本就缺，说不上流失。学校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缺失不仅指人文学科一再遭到削弱，文、理、工比例严重失衡，更主要的是，现行教育体制、教育目标对人文精神有一种本能的和有意识的排斥。即使所剩不多的传统的人文课程，如哲学、历史、文学，由于强势意识形态灌注在指定的教材和教学大纲中，也使得它们有人文学科之名而无人文精神之实。

　　至于什么是人文精神，还是通过文学、史学、哲学等传统人文学科来了解吧。从古到今，文学传达人类的经验，以最丰富最具个性的方式表达人类历久不衰的普遍主题和人性中的永恒因素，它是对人类精神的永恒肯定；历史记叙人类走过的历程，展示历史上在每个心灵中激烈进行着、又通过重大事件表现出来的善与恶的搏斗，历史知识既可以使人通过过去理解现在、预测未来，又使人在通向自我的同时也通向超越；哲学深入到存在的迷宫之中，以步步进逼的怀疑和发问摧毁由偏见和迷信筑起的愚人之塔，进行通观世界和人类命运的独特探讨，追寻人生和事物的意义。这些学科所内蕴的精神，有一种历史穿透力和整合力，能追溯既往，投向将来，使过去、现在和未来成为一个有生命的整体，并使各种分散、孤立的事实联系起来。正因为这样的特性，人文学科能使人的精神生活向过去与未来延伸，使人的眼光向广阔无垠的世界投射，把人带入更本真更伟大的现实。所以，通过人文课程，可以传输给学生一种开放、自由、理性、宽容、尊重人的价值、关注人的状况和命运的精神；可以引导学生理解人的完整性而把眼光放在比人的物质生存更高的地方；还可以帮助学生打开眼界和心胸，从人类生存的多样性中发现统一性，从差异性中发现属于全人类的经验，理解把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种族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纽带，从而认识到人类的共同命运，形成超越自身、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以及其他种种精神藩篱的关怀。

　　大学生正是主要通过这种人文精神的熏陶，才能具有一点“与众不同之处”——在眼界、心胸、理想乃至文明举止上高于一般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成为更好的、更有责任感的公民。如果大学教育不能以人文精神来装备学生，实际上对学生是一种欺骗。不幸，意识形态对人文学科的侵略导致的正是这种情况。占据着君临一切地位的意识形态把它特有的排他性、独断性带进文学、史学和哲学，使它们失去了人文主义的丰富内涵和开阔的理解力。一套专横而自以为是的阐释体系使这些学科由解蔽变在传布偏见，由拓宽眼界和心胸变成制造精神上的隔离和封闭，由怀疑、求索变成不容质疑、不许发问的教坛布道。纵然也灌输某种价值与理想，但这种价值或理想依托于偏见、隔离和封闭，而且具有把抽象原则凌驾于人之上的非人性质，对于人既是愚弄也是扭曲。结果，不是造就偏狭、狂信之徒，就是使人走向一无所信、玩世不恭，或者教会人以堂皇的言辞来包裹自己最自私最鄙俗的欲望。诚然，在社会面临转型，既有意识形态早已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相信意识形态灌输的偏狭、狂信者不多了，但一无所信的玩世不恭者和心口不一的伪饰者越来越多。今年五月以来，大学生在对美态度上的星转斗移，为此提供了一个令人悲哀的佐证。5月8日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引发了大规模反美抗议，大学生是抗议活动的主力。两个月后，许多曾在校园中张贴反美标语、号召抵制美货并在游行队伍中义愤填膺高呼“美帝——纳粹”、“美帝——法西斯”的大学生又头顶烈日、冒着酷暑站进了考托福、申请留美资格的长长队列之中。抗议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值得嘉许。可是没人弄得清楚他们彼时对任何带“美”字号的从球鞋到电影等一切东西的排斥和此时对留美资格的向往，何者为真何者为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人会相信他们此时以如此高的热情争取赴美是为了深入“敌后”，颠覆“法西斯”。

　　与八十年代大学生群体以发自内心的激情和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担当社会良心相比，九十年代大学生少了理想性，多了市侩的无原则性和投机性。

　　然而，从大学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缺失看，90年代与80年代相比，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无根本差别。只是，80年代的大学生处于改革开放之初，教学环境相对宽松，尤其是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推动了人的思想向各个禁区突进，人文学课程的本色在部分教师的教学中已有所体现。但一切尚在探索过程中，学生在这方面得的教育还是零星、残缺的。90年代的教育环境严重受制于政治，大学中却已有了一批从80年代思想启蒙运动中脱颖而出的颇具人文精神的教师，他们努力摆脱教材的支配和政治的干预而传播人文思想。但无论80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还是90年代部分教师的努力，并不能改变大学总体上缺乏人文教育的事实。这就表明，人文教育的缺失只是影响大学生的一个因素。表现在九十年代大学生身上突出问题，还有社会的原因。

　　四、在污浊中定位

　　几年前，有位教育专家在谈到大学生现状时说了一句话：“我们父辈的罪过，是让孩子在对社会看法非常污浊中定位！”这句话非常震撼人，令人难以忘怀。

　　的确，当下社会状况是很可以用“污浊”二字来形容的。无节制的贪婪、商业上的巧取豪夺、制假造假售假、普遍的不诚实……，在这些方面，恐怕我国是打遍天下无敌手；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腐败，特别是权钱结合、权力转化为资本的深度腐败，怕也是很少有别的什么地方能够匹敌；作为任何社会堕落之最后防线的几个职业：法官、检察官、警员、教师，腐败程度也触目惊心。公检法就不去说了，人们心中有数。仅就学生接触最多、影响最直接的教师来看，人们早已很难以“为人师表”的传统信念去期待他们了。教师自贬尊严、自毁职业信誉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从幼儿园教师开始，就有为数不少者给孩子心灵抹上污渍。尤其是中小学，许多在家中任性的小皇帝，在学校却是可怜的“人质”，不光受学校公开的开价勒索，不少教师还私下以生日、结婚、教师节等等各种名目通过孩子向父母“索贡”，并且利用手中打分的权力、评三好和推荐保送时的决定权引家长来“勾兑”。在钱的问题上，学校无道、教师无行，已是社会各阶层反应最强烈的社会病。而最直接承受这社会病后果的是处于成长期的学生。受校方和某些教师勒索的经历，很少有学生躲得过。在成长时节，哪怕只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也很难保持心理的纯洁、健康和明朗，很难不把污浊当作世界的底色，何况，这种经历对一般孩子来说绝不止一次。从入学第一天到中学毕业，十几年间都要不断亲历或目睹同学被勒索，不断从这位或那位教师的暗示、明示中读出“贪婪”。中小学如此，大学在钱面前也意乱情迷，不再是什么圣洁之地。并轨收费之前，大学在计划外招生上大作“钱”文章。并轨之后，计划外招生的“文章”继续在做，计划内招生的学生也成了财源。为了招徕学生，许多大学效法不法商家，大作虚假广告，个个妄称师资力量雄厚、水平一流、设施一流……。新生进得校来，学校的牛皮还在继续吹。成都某些大学，每个系各显神通，在迎新标语上展开又一轮牛皮吹破天的“广告”大战，某校半路出家的“经济系”打出的标语是“欢迎你，二十一世纪的商界巨子”，法律系打出的标语是“欢迎未来的大法官、大检察官、大律师”……一副较着劲要把新来的“财神爷”吹晕乎的架式。

　　刚经历了中小学对心灵的胡涂乱抹，又遇大学中冲着钱而展开的广告大战和列着一项项有来历或没来历的收费标准单，如果还能保持心灵清朗，还能抱有理想主义态度，那真是了不起。事实上，大学生要目睹和面对的还远不止这些。例如，由渗透于全社会任何行业、任何部门，从高层到底层各个社会层的全面腐败与堕落造成的劣质社会环境对大学生的侵染。又如，在混乱的经济体制的巨大漏洞中、在基本上无规则的经济行为下，特别是通过与权力勾结而不断涌出的一夜暴富对大学生的心理冲击。再有，大众传媒极不负责地鼓吹和渲染的高消费对大学生的诱惑；在一种反文化的“文化管理”下，充斥着陈辞滥调的报刊杂志受到准计划经济的保护，以行政命令摊派订阅；热衷于追星逐热、名人隐私、花边新闻、色情暴力的一路走顺，十分红火；而关注社会底层命运和社会问题，传递人文精神，在物质主义喧嚣中作为人的精神家园的报刊杂志走的却是一条荆棘路，无论各界多么喜爱和赞赏都难保平安，无论有多么鲜活的生命力，也难逃夭折厄运，反文化管理奉行奖劣罚优方略营造出恶劣的文化生态环境，这对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又是一种逆向示范……。而理想主义在八十年代的惨痛挫败留下的巨大伤口更使人对理想心有余悸。

　　相对而言，八十年代大学生置身的环境对学生精神发展要有利得多。处于思想启蒙运动亢奋之中的学术和文化在近半个世纪中是最活跃的。内容丰富、健康，思想锋芒锐利的报刊在全国享有盛誉，在大学生中也影响很大。较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可以一定程度弥补学校教育中的缺失。社会改革进程虽然艰难，一波三折，但人们还抱有信心，九十年代那种对腐败和权力僭越的无奈感在八十年代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社会情绪，学生们还血气方刚，几次小试锋芒，都显示出在干预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群体力量。所以，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群体，还有着一种与人们对大学生的期待相符的健康的角色定位。而这样的角色定位，对于九十年代处于太多不利因素包围之中的大学生来说，是太勉为其难了。

　　在这样的状况下，与其指责学生，不如先反省我们的社会环境，先反省我们的教育。劣质的社会环境和大成问题的教育正在酝酿着更深刻的危机，大学生面貌只是这危机的一个刺眼的征兆。如果再不下决心改造教育、改造社会环境，危机随时可能从人们根本意料不到之处爆发；如果某些集团死抱着极端自私的目的继续延宕和阻遏改革，他们将难逃历史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