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薄一纸“研究生转导师申请表”，在上海交通大学9名博士研究生和他们的导师看来，却是如此沉重。一年前，上海交大电子信息技术学院9名博士生先后向学校要求更换导师王永成，到去年7月，他们全部转到其他导师名下。但是“申请表”排在第一位的“转出导师意见”一栏，始终是一片空白。

　　虽然此事风波已息，但不管如何，这张申请表显示的不仅是一般的师生矛盾、待遇之争，它确实见证了当今高校科研体制的窘境：科研经费投放不透明，使博导、教授不得不花大量时间跑项目、要经费，离科研第一线渐行渐远；而博导终身制，又缺乏相应机制来监督，更使“博导”二字，成为部分科研工作者个人学术生涯的终结。

　　“这种沉重让我几近窒息”

　　 在这张转出导师拒绝签字的申请表背后，关于9名博士研究生更换导师的具体原因，记者听到了说法迥异的版本。

　　王永成，66岁，信息处理专家，是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三项国防预研及一项国家863计划的负责人。

　　他说，博士生要求更换导师，原因很多，每个人的原因都不一样，“少数学习基础甚差以及极少数品质不良的学生，想尽办法也钻进了研究生队伍，没法按时完成学业，有些研究生想尽办法逼迫教授放低要求，也有少数人在教授坚持标准与质量时，则不惜用合法或非法的手段‘炒掉’教授……”此外，“个别教授急于要找助手。”他还分析说，“实验室发生过蹊跷的三次失窃事件，我是导师，自然要保学生，但是学生心理难免有压力。”

　　博士生们则是另一种解释。记者找到了9名博士生写给王永成要求转导师的申请书，大多委婉地表示对所在专业不感兴趣，但也有对王永成学术指导表示怀疑的，他们这样写道：“不能适应您的教学方式，觉得在您这里学不到东西。”“一是个人经济难以支撑，一是在王老师指导下，科研工作难以为继。”有一位博士生更是这样写道：“但我也必须遗憾地告知您我最后的决定，我还是决定离开，因为已经4年的相处使我感到不是我在选择生活，而是生活在选择我，这种沉重让我几近窒息。”

　　离开王永成前，9名博士生都在上海交大纳讯高科技应用有限公司“上班”，这家公司正是王永成的教学办公室，而王永成的妻子陈祖申是公司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法定代表人。

　　一位博士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决定更换导师，不是因为他让我们给他的公司干活，现在开公司的导师很多，也不是因为他给我们报酬太低，我们有些人并不缺钱，我们要走，是学术心态问题———对我们来说，他不是疏于指导，而是误人子弟！”

　　他认为，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王教授在中文信息处理系统方面有所贡献，但近年来除了没有任何内容的“仿人算法”，他没有提出过任何一个有用的实际的学术观点，“反过来是学生在不断开题答辩、毕业答辩时‘培训’了他……”

　　但王永成对“误人子弟”一说坚决否认，“他们认为‘仿人算法’没有价值，是自己没有学好，是个人理解能力。这个概念确实是我自己独创的，而且同行也有争议，但是也有好评，有部门和企业感兴趣。去年我们就成功地领到了6本国家级软件登记证书！”

　　“中国为什么很难出大师”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谁愿意轻易转导呢？转导之后必然要更换研究方向，这就意味着所有研究工作要从头开始，耽误的不仅仅是时间和精力，对学术生涯更是‘伤筋动骨’。”一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博士生说，“转导，乍看或许是王永成老师的个人原因，但其实是博士生教育体制多年来的积弊造成的。”

　　一些博士生反映，相当一部分人评上博导后，就离开了科研第一线，利用自己掌握的学生、学术资源，把争取到的课题，全部转移到自己带的学生头上，自己则忙着继续跑项目、要经费。王永成也承认自己“已不能编任何程序了，甚至不会打字了”，虽然在指导学生，但项目都是由学生来做的，“毕竟计算机行业的人才知识结构老化很快，而学生总是能够掌握前沿信息的。”

　　争取科研经费，确实占用了博导的大量时间。王永成说：“现在学校没有下达的科研项目，主要靠教授从外面争取。我的一个项目，争取3年，批准也已经3年了，结果30万的资金只到手了10万。有一种说法，争取的成本，比争来的钱要大得多。学生总以为老师搞了许多项目，很有钱，他们哪里知道项目太难争取了！钱太难到位了！”

　　 事实上能否争取到项目，得到经费，直接影响到博士生的科研与生活质量。王永成说：“现在博士生生活费用太少，一个月才290元补贴，但是发一篇核心刊物的论文，版面费就要1900元。论文答辩至少要两审，每一次都要付评委钱。博士考核压力大，要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才能毕业。投稿竞争很激烈，以往投稿有稿费，现在投稿还要付版面费……”

　　他很无奈：国家资助严重不足，教授经费渠道变数太多，因此不少学生无法安心学习，被迫在外面打工，致使不少学生很难按时完成学业，“天天在外面打工，要写论文了就东抄西抄凑数，搞得导师找不到人。”

　　 他昔日的学生也很无奈：现在博导只能靠个人品德、学术良心来从事科研工作，博导掌握了很大权力，却没有相应的机制来制约、监督，靠的只能是博导自身的道德约束，而道德约束和现实利益比起来，实在是太脆弱了。

　　这名学生说：“制度让一个人能偷懒，他为什么不偷懒！博导成了一个不需担任何风险的职业，一个人只要可以熬个博士学位，再熬几年，评上博导，一辈子不愁了。但这样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学术是要积累的，很多正当科研高峰的研究人员依靠学生过日子，因此离开学术最前沿，使中国学术研究陷入永远低水平的重复，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很难出大师的原因！”

　　“以制度‘强制’博导到一线科研”

　　 记者采访的一些博士生及高校教师都认为，应该以制度“强制”博导到一线科研。

　　 他们说，相当部分的博导离开科研一线，忙着跑课题、经费，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一定要改革科研经费投放与监管。复旦大学计算机系一位博导说，虽然现在课题下来，有公开的招标、答辩、专家评审，表面上看蛮公正的，但在每一个环节上，都有人为因素，比如说专家评审，专家对各种各样打招呼的电话都招架不住，所以说申请经费的过程并不公开透明，很多是靠人际关系，并不是课题好就上。

　　上海交大一位博士生说，不要让导师为了几万块钱经费天天打报告，科研经费应该实行战略性投放，在保证导师有钱可支配的同时，必须加强监督，例如经费的后期审计。

　　 他们认为，要对论文冠名权进行约束，在论文冠名权上让导师跟学生竞争，让学生有投诉的权利，用这种方式“逼迫”导师在一线工作；此外，研究生、博士生不能过分扩招，否则高校科研硬软件都跟不上。“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打破博导终身制。”比如每隔5年，对博导资格进行一次审查，促使他不得不保持在学术的前沿。（据新华社上海3月2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