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高等教育存在几个明显差异

1936年生于上海。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曾任复旦大学校长等职。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领导、组织并建成了“基于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实验室”，完成了一批国际上重视的研究成果。撰有《原子物理学》、《应用核物理》等专著。2001年被英国诺丁汉大学校董会聘为校监，任期三年。

　

   第一个就是学生进校门的途径。在中国，从古至今都非常重视考试，分数实在太重要了，差一分也不行。但是，让我们来看看那些有成就的人。19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家法拉第，13岁在装订百科全书的时候，看到“电学”这个条目，就着了迷，从此对电学发生兴趣，后来发明了发电机。而麦克斯韦青少年时在博物馆里看到法拉第发明的发电机，十分有兴趣，从此决心钻研电磁学，并创立了麦克斯威尔理论——19世纪经典物理的基石之一。很多例子说明，一个人在小时候的兴趣和好奇心，对他的一生都会有很大影响。然而，今天中国的高考制度已成为学校教育的指挥棒，从某种程度上讲扼杀了许多青少年的兴趣与爱好。

　　那么国外学生是如何进高校呢？以美国名校为例，一般要有五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参加SAT考试，但考试压力不大，因为一年有7次考试机会，随你什么时候去考，也不管考几次，直到你满意为止。
二是高中实行学分制，至于你是三年学完还是五年学完都可以。
三是中学考试的平均成绩要达到B。这不是一张考卷所代表的全部分数，即使你全部答对，也只能得50分。平时如果你做一个航天模型，玩一个能够遥控的风筝，也可以拿25分、30分，甚至对同学的帮助有时也会算分，这样综合起来看你是A还是B。
四是考大学要有推荐信，特别是要有个性的推荐信。
五是学校个别面谈。这就是国外很多名牌大学的“五关”。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把国内现有的一套很严密的考试制度改掉，最危险的就是“走后门”。

　　如何才能防止“走后门”呢？这就涉及到中外高教的第二个差异，即有没有严格的淘汰制。要成为一流大学，没有优胜劣汰制度是不行的。有了严格的淘汰制，开多大后门都没用。

　　第三个差异是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教育策略和办学定位，对不同的学科也有不同的要求。几年前我参加了美国3688所高等院校的校长大会，会上表扬了五种类型的学校。这些学校都很注重自己的办学定位，其中相当一批是社区大学和学院。比如，纽约的服装学院就培养了很多世界一流的服装设计师。加州理工学院是美国西海岸洛杉矶附近的一个小学校，该校成立之初就规定，不管谁做校长，学校的规模不能扩大。该校约有2000学生，占地也很小。但就是这样小的学校照样成了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出了一流的人才，我国航天事业创始人钱学森和遗传学专家谈家桢都是该校培养的。纽约的服装学院、哈佛大学、牛津、剑桥等都是世界一流的大学，但各家的定位却不一样。不同学校发不同的音，只有这样才能够奏出美妙的乐章。如果我们都往一个方面挤，就不可能奏出动听的乐曲。同时，不同学科对学位的要求也不一样。一个好的高等学校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培养多少硕士生和博士生。据统计，我国研究生的绝对数量已居世界第三，但最近某地出年薪16万聘请高级技工，却没人响应。现在高等职业学校常被人看不起。所以，建立一个比较合理的高等学校结构，使之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并能满足社会的不同需求，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个差异是高校的内部结构。这一差异导致了学生培养方法上的根本不同。任何高等院校的内部结构都是纵横交错的，纵的方向是本科教学，横的方向是科学研究。不同的学校其内部结构是不一样的。国外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纵向简洁，横向丰富；但一流的高等职业学校纵向丰富，而横向简洁。我国的高校却趋于雷同。依国际经验，对复旦、北大这样的学校来说，本科教学的方向不能多，横向的交叉学科、研究机构可以多些。但我国的高中生考入高校，往往被分入几十个不同的系、院，像被领到了一个个窄胡同里面，怎能培养出创新人才？世界上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都把广博教育放在培养本科生的首位，把专业培训放在次要位置。比如哈佛大学早就规定，学生入学后都要学七艺，即文化、逻辑、修辞、几何、天文、数学、音乐，后又加上语文、人文、社会、自然。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就可以具备思考的能力、清晰沟通思想的能力、明确的判断能力以及能够识别普遍性价值的认知能力，而学生分专业是大学二年级之后的事情。这种宽基础、宽专业的培养方式带来了与专业分得太细的培养方式全然不同的结果。

　　第五个差异是研究生的培养。在国外，我碰到过很多教授，他们的科研水平与国内清华、北大、复旦等高校的水平相比，也不是高得很多。然而，其中的一个巨大差异是：国外很多教授的手下都有10个、20个研究生在拼命地干活。在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一流高校，我找一些研究生个别谈话，问他们为什么这么拼命地干活。他们回答说如果我不好好干，明年就要“走路”——被淘汰。如果努力干活的话，就可以拿到斯坦福大学的文凭，这张文凭的含金量是很高的；其次是能够参与世界前沿领域的科研工作。事实上，很多获诺贝尔奖的依据就是获奖者的博士论文。反观我们的研究生，一方面，国家给予的研究生待遇偏低，在不少城市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这对于以基础研究为主的研究生更显得不尽合理。另一方面，老师也不敢给他们出难题，三年保证毕业，出一个小题目做做，学生也没有多大的压力。这种状况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第六个差异是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不是老的概念，世界上优秀的学校一直把它作为非常重要的一条来考虑的。英国的一些著名高等院校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它们很早实行了导师制，像牛津、剑桥，15世纪开始就实行导师制，使得每个学生都得到关心。牛津大学有句妙语：“导师对学生喷烟，直到点燃学生心中的火苗。”复旦大学物理系过去有个学生书读得马虎，玻璃却磨得很好，老师并不限制他。这个学生毕业后，参加了我国最高级的天文望远镜的磨制，他头脑里的火种就这样被点燃了。1998年，剑桥大学的科研经费为1亿英镑，合13亿人民币，复旦大学当时的科研经费是1.3亿人民币，为其1／10。但是剑桥科研经费的90％是用在人员的工资上，仅用10％购买设备，而复旦的全部科研经费几乎都用在了仪器设备上。两校的设备费几乎相等，但剑桥是从世界范围招聘英才，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当然就不一样。如两校都有一个相似的实验室，两者的设备也差不多，但是剑桥大学那里却有11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两者的科研能力之差距就显而易见了。

　　第七个差异是师资的来源。我国高校的师资大多是学术型的，从学校到学校，不少是在同一学校里从助教做到教授。国外一流大学的教授很少“近亲繁殖”。哈佛大学的教授绝大多数是从世界范围招聘来的。对于社会科学、工学等应用科学，很多教授来自政府机关、企业部门。

　　第八个差异是育人的环境。环境对人才培养十分重要。举一个例子来说，1953年出生的一个英国男孩，叫安德鲁·怀尔士，十岁那年，当老师在讲商高定理的时候，讲到了世界难题费马大定理，他开始对此着了迷，并立志搞数学。后来他在1985年成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正教授。但是这以后，这个人突然消失了，学术会议也不参加，论文也没有了，别人说他是江郎才尽了。实际上，他埋头苦心钻研了九年，并终于在1994年***了费马大定理，轰动了全世界。这个故事给我们的教育很大。第一，如果在人小时候总是逼他考100分，不启发他的好奇心，能有这个人才出现吗？第二，要有一个宽容的育人环境。一个人能够九年什么事情都不做，专攻世界难题，这就是环境给他的宽容！因此，我们不仅要为年轻人创造一个能激发兴趣、产生好奇心的环境，还要营造一个能够使其静心苦干十几年的宽容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