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学在短短10年间迅速崛起，成为在国际上知名的大学，这已经成为一种“现象”。这一现象不仅对香港的大学有所启发，而且对内地渴望早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高校具有借鉴作用。
　　本报通过对香港科技大学几位教授的专访，试图揭开“香港科大现象”的内涵。

　　资源、制度和人才——香港科大崛起的“密经”

　　一、香港科大现象
    《21世纪》：现在很多人都讲香港科技大学异速崛起，大有“窜升”为世界一流大学之势，您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里教书，现在到香港科技大学执教，请问您以一个美国教授的眼光，怎么看待香港科大的发展？
　　李稻葵（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的发展的确很迅速，它甚至成为一个“现象”。具体地说，下述三个方面构成了“香港科大现象”。
　　第一，香港科大在短短10年间，已经成为一所在国际上知名的大学———虽然还不敢说是世界一流大学。无论你是走到美国、英国或欧洲大陆，只要一提起HKUST，大家都知道。近年来出现了几所国际上知名的新兴大学，像香港科大、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庞比犹法布拉大学（UniversityPompeuFabra）等，都是相互媲美的，其特点是崛起快、国际知名度高。所以，一般一个欧美研究型大学的教授要到香港访问的话，他是必去香港科大的，尽管他也许是香港其他大学请来的。
　　第二，香港科大的一些重点学科，它的学术水准，已经在亚洲排名第一。比如工商管理学院的经济系，EconomicInquiry（经济探索）发表的一篇论文评价说，如果不算以色列大学的话，按研究成绩算，香港科大在亚洲排名第一。另外，像会计系、金融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化系，按教授的研究成果评价，也都是在亚洲一流、世界知名的。工商管理学院的MBA项目，英国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过去两年都评为亚洲第一，世界前50名。而内地惟一入前100名的是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排名第92。一点不夸张地说，经过10年的经营，有些重点院系或专业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第三，香港科大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所研究型大学。它在大学的体制建设和研究气氛上，带动了香港的其他几所大学，使得整个香港高教界的水准在这几年有很大提升。这点很令人吃惊。
　　比如说，香港大学以前没有评定“终身教职”（tenured professor）这一说，任何人只要一进入教职，只要顶头上司点头，几年就可转正，不须外校同行的匿名审核信。这是大锅饭，是英国体制；现在香港大学正向美国体制发展，逐渐采取香港科大实行的“终身教职”评审制等做法。再比如香港城市大学，它本来是一个大专性质的小院校，这几年它也搞内部改革，搞“终身教职”评审制度，把一些不合格的教授赶走了，并在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从这点看，香港科大对香港的研究气氛带动力很强。
　　所以，无论从世界看，还是从香港看，香港科大的发展已经成为大学发展的一个“现象”。

　　二、资源、制度和人才
    《21世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历史上一个大学“窜升”的现象似乎很少见到。您分析香港科大的发展“密经”何在？
　　李稻葵：我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香港政府下了大决心，要在高教方面搞改革，给资源，给制度。
　　先说经济资源。主教学楼花了十几个亿，当然其中一部分是香港赛马会（性质为社会福利机构）捐助的。教授工资更是学校花钱的大头。早年香港科大聘请教授，工资要比当地高许多，比如香港当地一般的机构或企业组织，除发给员工正常工资外，每年还发给员工相当于年薪15％的奖金，而香港科大早年这一比例达到25％，这是很大的一笔钱，而且如果教授年假、病假不用的话，还可以折算成工资。如果受聘的是海外学者，则给他们“国际待遇”，即每年让他们免费回国休假旅行一次，教授子女上大学几乎是免费的教育。这样，科大花了很多很多钱。当然现在这些待遇都慢慢“往回收”了，因为今天的香港科大已经没有必要花这么多钱就能把很好的人才吸引进来了。
　　再说制度。香港科大一开始就完全采用国际上最先进的学术管理制度，其要点就是“教授治校”。比如说聘请教授，如果经济系出现一个空缺，在香港旧的高教体制下，都是人事部门发广告，人事部门跟应聘的人面试，教授可能只是在最后一个环节参与一下。香港科大则完全按照美国的标准来操作，发广告、应聘的人面试都直接跟经济系的“招聘委员会”打交道，每个委员打分，根据打分结果，如果面试成功的话，再把他请来“试讲”，不是讲课，而是讲论文，全系的教授（包括没有终身教职的）都可以投票。这是聘请新人的程序。
　　如果是内部提拔，比如教授工作5年之后，是否续签？是否晋升为“终身教职”？这也是由专门的委员会决定，不是某一个人说了算，全部过程和环节都是事先讲清楚的，当然中间的讨论和文件在一定时间（比如5年）内是保密的。所以“教授治校”是一项根本的制度。
　　另外，香港科大采取英语教学，英语是工作语言，这就使得学校整套体制完全跟国际接轨，是国际化、现代化管理。
　　第二个原因是香港科大有很好的人才资源。
　　前面讲，有了经济资源，有了好的制度，就能吸引到最好的人才。香港科大的人才来自五湖四海，100％的教授都是国外的博士，都有很强的国际学术背景。
　　从早年直到今天，香港科大聚集了三批人才。一批是国际上的知名学者，他们中间有以色列人、美国人、加拿大人，或欧洲人、日本人、韩国人。
　　第二批人是从香港或台湾出去到海外留学多年的人。这些人在国外学术或教研上已经取得很好的成绩，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回到香港办大学，他们是冲着“九七”回来的，有“大中国”情怀。这些人有在国外留学、工作的经验。现在科大很多的校级领导都是来自祖国台湾的。
　　第三批人是中国内地出去的留学生。这些人比较年轻，刚刚毕业不久，学术建树不错，后劲很大，在国外有各种各样的见识。
　　所以，有了资源，有了制度，就吸引了人才；人才来了，就把大学办好了。这就是原因。
　　《21世纪》：自中国政府提出“科教兴国”以来，国内上下都对内地出现世界一流大学的期望颇高，您认为香港科大的发展道路对内地大学的办学有何启示？
　　李稻葵：首先，制度很重要。一定要贯彻“教授治校”的思想，而不是让行政人员专权，更不能是政府官员独断；在教授聘请、晋升方面，要实行“分权”管理，要有“下面”的人参与，因为普通教授最了解谁好谁坏；一些重要的议程，要按国际标准，把国外的专家请来参与。办学要吸引、容纳各方面的人才，借用我的哈佛大学同学、香港科大同事丁学良教授的一句名言，“人要来自五湖四海，派要出于三教九流”，这是制度。
　　第二，资源也很重要。内地一些省级政府已经意识到，要采取香港科大发展的模式，就是说，要在一个短时间内，集中力量办好一两所大学，这一两所大学办好了，起带头作用，就会带动其他大学发展。比如在香港科大的带动下，今天的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已经远远比10年前强多了，原因就是因为香港科大成为榜样，对他们压力很大。新加坡也明确以香港科大为榜样，正在改革其高等教育。内地要办好一两所学校，就要由政府出面，并引导好社会资源。像香港科大有很多资源来自社会机构。
　　第三，在吸引人才方面，要注意不光是在国外读过书的人，而且要注意有在国外教学、管理和研究经验的人才。像香港科大早年的一些领导人才，如前任校长吴家玮在美国做过研究，当过教授，当过校长，做过行政职务。这批人才很重要，光是在海外留过学，顶多能搞好学问，一定要是教过学生，在海外工作过的人。他们知道招聘教员怎么讨价还价、怎么评审教授，大学是怎么运作的。这批人才恐怕是目前中国内地大学最急缺的。

　　三、留学生归来正当时

　　《21世纪》：武教授，您参与了香港科大从筹建到今天的整个过程，又曾经留学国外，现在还在内地大学教书和做管理，可以说了解不同文化和制度背景下的大学运作的规则。现在全国上下都急切地盼望中国能办出世界的一流大学。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武常岐（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首先要明确，不是说国内每一个大学都可以成为国际一流的大学，只有国内的几所顶尖大学，才有可能达到国际一流大学的教学研究水平。像北大、清华等传统的名校，虽然现在跟国际一流大学还有差距，但这些院校经过努力在可见的将来，有可能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从香港科大这些年的做法和经验看，我认为有几点是值得内地大学借鉴的。
　　第一，大学的定位要明确。像香港科大一开始办学，目标就很高，当时科大的创业者要把科大办成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在亚洲要顶尖；2000年3月又经过全校师生的反复讨论，正式确定了科大的使命、理念和目标。
　　一旦有了这个信念，一切其他的东西都迎刃而解，要不然内部就会有很多争论和矛盾。举例来说，办一流大学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教授，因为大学的定位很清晰，所以对于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担任教授，大家有共识。香港科大刚成立时，有很多新的编制，香港其他大学或大专有许多老师想投奔科大抢教员位置，有人甚至建议将整个系“搬”到科大来。香港科大说不行，申请到科大来任教的老师，要一个一个地审查，看达到没达到要求。
　　所以办大学，一开始定位很重要。如果定位成名牌、一流大学的话，就必须在研究、教学方面都要有很高的要求。如果大学整体的定位不清晰，内部组织工作就会很困难。
　　香港科大成功的第二点是吸引了大批海外学者加盟。1990年代初，香港经济呈现向上增长的趋势，而国外有一大批华人留学生、学者，这些人是1950～1960年代从祖国台湾、香港到西方留学的，1990年代这些人正当四五十岁，在欧美建立了学术地位，这时候他们想有一个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正在寻找舞台，而香港科大正好提供这个场所。这批人有品位、有眼光、有能力，而且很热心。香港科大就这样搞起
来了。
　　现在内地著名大学面对的环境和形势，跟当年香港科大建校的情况真是太像了。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对人才的需求很大；而1980年代中国内地出去的留学生，现在相当多的人在海外已经学有所成，这时他们需要找地方发挥自己，正在寻找创造的天地。而国外经济形势不太好，很多留学生在国外找工作不很顺利。所以内地大学要赶紧抓住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会。
　　第三点，就是当时香港政府给了很大的财政支持。办大学需要很大的投资。香港科大的建设费用相当大的部分来自香港赛马会的捐赠。而政府的出资也很大，正常的开支几乎全部来自政府。现在内地政府
对于几所重点大学也给予了一些财政支持。
　　比较办世界一流大学的要求还是很不够。当然，香港科大是一所全新的大学，没有历史包袱。相形之下，内地大学面临一个困难，就是那几所传统名校都有较长的历史，很多学科原来的位置上就已经有许多人，而老的学科规模很大，与新学科发展争资源。而那些不合格的人又怎么安置？像香港的一些其他大学也面临这样的难题，他们也希望提高对教员学术水准的要求，但遇到很大阻力。　　在这一点上，内地大学需要更有创意。
　　对于老大学来讲，除了老的教员退休、留出空缺以外，可以通过设立新学科、新专业或新的学院，在这些新学科、新专业的发展上，就可以瞄准世界前沿和世界一流，这样在招聘制度、教研制度方面都按照国际规则来办事。搞出一两个示范新单位，校内的其他单位就会有压力。这有助于提高整个大学的水平。

　　四、留学生为什么难归来

金钱绝非万能
    《21世纪》：据说，香港科技大学建校短短10年之后，就大有执亚洲大学牛耳之势，而个中原因在于，它聚集了一大群强势的中国留学生资源。请问，许多中国内地出去的留学生，为什么没有选择回到自己土生土长的内地，而是来到了文化和风土不甚相符的香港？
　　朱天（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假如把知识当作产品的话，知识的生产无非涉及三方面的资源：人才，经济资源，以及往往为人们所被忽视的制度环境，包括学术规范。
　　说到钱，现在内地的大学有了一些钱，虽然还不很多，但总比以前好了许多。人才呢？现在国内出去的留学生有几十万在国外，当然教研人员只是一部分。
　　怎样把海外留学人员吸引回内地？
　　待遇的提高当然是一个方面，可以用“一校两制”或“双轨制”的办法，实行新人新办法、新要求、新标准。对于一些优秀的学者，可以给予诸如“讲座教授”这样的荣誉来吸引他们回来。钱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我们要吸引的人不是那种钻在钱眼里的人，我想多数学者对于钱看得不是最重要，一个地方很有钱，但他不能做或者做不好他想做的事，那代价就太大了。
　　所以光有钱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条件和环境让他做出成果，让他有成就感。
　　那么，内地的制度环境能不能使得归国人员本身有动力从事严肃的学术研究，发挥好的作用？最近媒体报道了一些留学生“造假”的行为，这里有所谓的self－selection（自我选择）机制，就是说有些回去的人是想“折腾”的人，因为内地有更多的“折腾”的机会。
　　就目前内地大学的制度环境来看，不是说你教学研究做得越好，评价就越高，它并不总是鼓励你做学问做研究。
　　由于我们自己缺乏好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制度，因此现在内地有些院校，把在国外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件事看得很重要，但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文章是否对国家贡献就大？不见得。特别是在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方面。因为论文用英文写，是给外国人看的，而外国人所关心的东西，跟我们中国人所关心的东西不完全一样；而我们中国人很看重的东西，也许外国人不看重，外国人很看重的东西，也许在中国目前阶段不那么重要。
　　当然，在国外写文章有个好处，就是人家制度比较合理。比如匿名评审制度，刊物的好坏与文章的好坏正相关，好文章通常发表在好的刊物上，差文章通常发表在差的刊物上。但在内地，在社会科学方面还缺乏匿名评审制度。
　　打个比方说，西方的经济学研究是每个学者为建造一个大厦添几块砖加几块瓦，而在国内，则是每个人搭一个茅草棚。
　　那些认真做学问的人，总希望在学问上能够突出自己，能够立身扬名，但在内地这种学术制度下，好的跟坏的，差别很难看出来，真学问跟假学问的差别很难区分。学问很好的人、学问很差的人都可以出书。这在国外不一样。比如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一本书，跟在一个很普通的商业出版社出一本书，分量就很不一样。因为剑桥大学出版社有匿名评审制度，有内行参与quality－control（质量控制），好产品和差产品，区别能看出来。
　　既然内地缺乏这样的制度，好坏混在一起，好的回去也显不出他的好来，那么，他回去的动力就不是那么大。怎样能显出他的好来呢？他在国外发表文章、出书。但他在国外发表文章的话，那他回去干什
么？既然只在国外发表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讲，回去后条件更差了。对于那些喜欢做学问而不喜欢“折腾”的人来讲，回去对个人的学术研究就是一个损失。

　　五、国内学术制度好坏不分

《21世纪》：但是，作为一个教授，回到自己的故土，可以得中国英才而教之啊？
　　朱天：其实在海外大学教书，同样有很多中国出去的优秀的学生。对一个学者来说，学术成就是特别看重的，让他放弃他的科学研究来作贡献，这个牺牲就太大了。而且，对于那些严肃的学者，成就感并不是那种“折腾”出来的、虚的成就感，而是他自己认为的实实在在的成就感，他看重的是同行的评价。
　　所以，如果内地没有这样一个制度，使得真正好的学者能够表现出他的成就的话，如果他还是需要通过国外的途径，在国外发表文章来反馈回来的话，那他回去的动力就低多了。
　　其实，对于我们这些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来说，苦恼的地方在于，研究社会科学其实在国内比在国外更有价值，研究中国而又要在国外发表文章，其实不好，因为外国人并不很看重这些东西。那好，我就用中文为中国的读者写文章吧，但这些文章在国外又不太“算”（Count）。
　　为什么不算呢？因为内地没有一个好的学术评鉴制度啊，你随便写个什么东西都可以发表，没有等级的差别，在任何刊物发表都一样，靠关系也可以发表。所以在国外的人写中文文章的动力非常低。打个比方，中国人乒乓球打得好，但是比赛规则混乱，球打得好的常常输给差的。美国人网球打得好，也有好的比赛规则。一个本来可以成为乒乓球冠军的中国人结果只能忍痛选择到美国打网球。
　　其实，如果回来认真地研究中国的问题，在国内写文章，为中国的读者写作不是很好很重要吗？中国有全世界1／4的人口，为什么研究中国的问题要由外国人来评价好坏呢？
　　但是现在中国人说“好”，没有好坏的标准，好的坏的都说不清楚，好的可能被当成坏的，坏的可能被当成好的。这就乱套了。由于这种坏的制度，好坏分不出来，水平高的人的作用看不出来。
　　因此，如果认为只要有了钱，人就可以吸引回来，就太片面了。内地要办一流大学，建立一个好的学术制度是关键。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2-04-30 09:21:32 本报记者龙希成香港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