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  三大改革

　　高校扩招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中央和地方政府一方面加大了经费投入强度，体现了高等教育在国家创新体系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以“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为指导，不失时机地推进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和高教投资体制改革，三大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世纪之交我国高等教育扩招健康持续发展。

扩招中的政府主导：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充分发挥了公共财政资金的集聚、放大效应

　　在解决扩招所面临的资金、资源严重短缺问题上，三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改革政策，加大了教育投入。中央政府首次决定，从用于国家基本建设的长期国债中安排70多亿元，用于高校基本建设；在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中提高教育投入比例，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主要用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全国有不少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人民政府也相继增加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针对高校扩张中的用地不足的矛盾，各地都采取了各种非常规的政策举措，有利促进了学校规模扩张的顺利实现。在高校扩容和大学城建设中，广东、上海、北京、河北、湖北、浙江、陕西、山东等地方政府通过赠地或提供低价土地，为拓展高校办学空间提供了有力支撑，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视，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

第一大改革：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形成多元化办学格局，依靠社会资金扩大高等教育供给能力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在探索改变政府包办高等教育的传统体制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实践。三年扩招以其特有的方式为深化高教办学体制改革，提供了“增量调控”、甚至部分“存量盘活”的有利机遇，可以说，包括中外合作办学在内的多种形式的民办高教以及公办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体制的建设，是支持、并保证扩招平稳推进的一项重要保障。

　　扩招以前，我国民办高等学校发展较慢，到1998年底，国家承认学历的民办高校仅有22所。实施扩招政策后，与强劲增长的社会需求相适应，政府因势利导，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为政策指导，极大地推动了民办高校的发展。三年间经教育部和地方政府批准的、具有学历文凭发放资格的全日制民办高校新增67所（尚不包括举办学历文凭认定资格考试的全日制民办教育机构数百所），相当于1998年前批准总数的三倍以上。

　　在充分借鉴国际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经验和教训，并坚持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在应对短期内实现大扩招的巨大压力，我国部分老大学开始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以质量保障为基础的高教扩张新路子。这就是，将老大学品牌和智力优势与企业集团、基金会等非政府机构的资金优势相结合，合作举办了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等100余所相对独立的、具有新运行机制的大学分校或二级学院。

　　以上两种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共同特点是，自筹资金、成本收费、独立核算，依靠非政府资金投入和学费收入滚动发展，扩大了高等教育资源，提高了全社会的高等教育供给能力。在扩招中，一些重点高校主动也吸引企业资金，走与企业联合办学的道路。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安博软件工程学院，就是全国首家校企合作培养软件工程硕士学位专业人才的机构。

第二大改革：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解决了高校扩招中的“瓶颈”，极大缓解了后勤保障能力不足的矛盾

　　高校扩招碰到的首要问题是后勤保障能力不足，仅靠政府投入和扩大后勤职工队伍难以解决这一难题。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及时作出了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决策，国务院领导连续召开了三次全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工作会议，倡导通过企业投资、学校融资等方式进行学生公寓和后勤服务设施建设。仅2000、2001年两年就新建学生公寓1900多万平方米、改造450万平方米，新建学生食堂260多万平方米、改造81万平方米。

在教育部直接指导下，高校后勤管理工作引入了企业化管理模式，提倡运用竞争机制，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并逐步减少事业经费的补贴，实现自负盈亏、自收自支。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高校后勤经费占学校支出的平均比例，由改革前的10%降至目前的3%以下。同时，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还吸引大量社会资源进入高校后勤服务产业，参与物业管理和餐饮服务。有效增加了后勤服务资源，提高了服务水平。

第三大改革：筹资体制改革拓宽了经费来源渠道，增加了高等教育经费总量

　　三年来，高校筹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通过多元筹资和教育成本分担，确保了高校经费快速增长（详见表5）。

表7  1998-2001年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收入来源构成

资料来源：教育部财务司历年教育经费统计资料。

　　实证分析显示，三年扩招期间，全国高等教育经费收入来源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政府财政性高教经费投入大幅增长。政府拨款从1998年的342.6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613.3亿元，增幅高达近80%；但政府高教拨款占普通高校总投入的比例却从62.9%下降至52.6%，体现了新形势下高教投入多元化条件下政府投入居主体地位的新特征。

　　第二，学校自筹收入增幅强劲。全国普通高校由多渠道构成的学校自筹收入，从1998年的202.2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553.3亿元，增长了1.7倍；占普通高校总投入的比例也相应地从39.1%跃升至47.4%，成为高教经费来源的半壁江山。

　　第三，基于成本分担之上的学杂费收入增幅达2倍以上，成为支撑我国高等教育筹资多元化体制快速形成的最重要因素。从学校自筹经费中学杂费收入看，2001年已达298.7亿元，比1998年的73.1亿元，增长2.1倍。由上可见，学校和广大学生家庭都为高校扩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高校三年扩招中，虽然高校规模增长了一倍，高教财政拨款也有了较快的增长，但占全国教育财政拨款的比例反而由1998的21.4%上升为2001年23.5%，保证了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在总教育经费拨款中的比例有所提高。高等教育的发展并没有以削弱义务教育为代价，这也是这次高教扩招、进而也是整个教育体系健康、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改革带来的变化和三年高校扩招的实践证明，资源短缺并不是限制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速度的最终决定因素，向体制改革要资源，通过体制改革来实现教育资源的积聚，将大大加快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总之，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这一系列改革，尽管还不够完善，但符合超常规发展高等教育的需要，符合提升国家人力资本总量和综合国力的需要，有利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