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近日的一篇报道，使异地办学问题再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这篇报道说的是，中国人民大学147名研究生得知自己将被划入人大苏州研究院，心理上有了“巨大落差”，有些“不满”。为此，有舆论要求对异地办学叫停。

应当说，在这些学生的知情权方面，人大是有所欠缺的。比如，在学生可以自由选择的时候，学校就应该及时告知学生，哪些分数段的学生将可能不在北京本部而是去异地就学；这些学生的心理失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人大此前一直在北京，学生是慕此名而来，而这名一直是与北京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异地办学，教学质量有没有保证，学校是否已做好充分准备，这的确也是值得人们疑虑的。从现实情况看，硬件设施一般没什么疑义，关键是对软件存疑。比如，能否充分保证师资力量，能否形成相当的学习风气等等。虽然疑问多多，笔者要说的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对异地办学给予简单否定。

当然，异地办学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可为之的。如果任其泛滥，有可能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但是，如果是那些有条件的名校呢？毕竟，名校资源相对稀缺，其品牌价值有目共睹。如何更好地发挥这个品牌以更大的效应，造福更多的学生乃至社会，不仅是学校本身所应思考的，也是社会所希望的。异地办学无疑是这种思考与希望的一个结果，也正因为如此，名牌大学搞异地办学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举措”。

名校异地办学之所以得到“异地”的支持与配合，也正是异地想以此提升其本地的文化涵养，更好地聚集发展的后劲。据称，人大成立苏州研究院，就是为了拓展办学空间，扩大学校在华东地区的影响，为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可以说，异地办学其成败关键取决于，学校和“异地”有没有这个条件和实力。如果“异地”提供了相当的硬件，学校更好地配置其师资力量，学生勤奋为学，学校再严把出口关，我想，高质量的教学同样是可以完成的，培养出来的学生，应该不会比在本部差。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名校实施了异地办学，取得了初步的成功经验，并在不断的完善中。同时，作为学生，我们也不妨以积极的态度接纳这一新生事物。

当然，异地办学作为新生事物，还处在摸索阶段，走一定的弯路有时是难免的。笔者以为，现在不是讨论该不该禁止的时候，而是应该关注怎样把异地办学这个模式做好，做成功，用事实来回答和消除人们的疑问。如果实践若干年后，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再禁止它也不迟。如果实践证明，异地办学还是利大于弊，存在的问题多是前进中的问题，我们不妨用发展的办法加以解决，丰富它完善它，使它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样，受用的不单是学校本身，还有“异地”，乃至我们的社会。

目前，最应该防止的是，学校对异地学生放松管理，“出口”不严，使一些学生达不到名校“毕业生”的要求，这才是真正的得不偿失，受损的将首先是学校自己，这是异地办学的名校都应时刻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