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秋以来，北京高校因组织学生献血引发的争议屡见于报端。尽管几所高校相关负责人均否认了媒体所报道的内容，但他们坦承迫于献血指标而“倍感压力”。事件背后则是，北京市献血办每年给高校下达占大三学生数65%的献血指标，而且指标多年未降(据《新京报》12月20日报道)。

　　笔者认为，高校指标献血引发争议的背后是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摩擦和碰撞。在计划经济时代，公民更多是以“单位人”的身份出现的，单位常常以行政手段强调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公民的权利意识则处于被压制的状态，献血这种完全应该是公民个人自觉自愿的事情也以指标的形式强加在单位成员的头上。

　　随着社会转型，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步觉醒，同时单位对个人的控制能力也逐步下降，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义务献血固然可以说是公民的社会责任，但这种责任是道义上的，而非法律上的。

　　但出于对医疗临床用血的需要，有关部门一直未曾改变高校的高比例献血指标，学校迫于压力只能把这些指标强加在学生头上。现在，高校能对学生进行有效控制的也只剩下学位证、保研资格等为数不多的手段，因此，毕业班的学生很自然地成了献血的主力军。学校利用行政手段强迫学生“自愿”献血的做法明显侵犯了学生的个人权利，尽管这么做有助于社会公益，但是改变不了侵权的事实，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的大学生难免对此产生反感、抵触的情绪和做法，这就是高校献血频现争议的现实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