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目前在东部地区任教，此前在西部地区教过中学，也在那里的大学做过学生。两厢对比，对全国高考招生比例东、西部严重失衡，一直有不解，甚至愤懑：为何科举时代尚能兼顾各省平衡，到了所谓改革开放新时代，反而做不成了？一个考生600分，在河南、甘肃只能念大专，在北京则可以念北大、清华，如此招生名额的挤压，还称得上“公平”吗？读
　　了最近《新京报》对几位校长的采访，才知道各大学在各省区的招生名额并不是教育部划定，而是各校自己确定的。既然如此，此前对教育部的不满是否可以转移到这些大学呢？

　　我以为，既可以，也不可以。

　　先说不可以。改革以来各行各业普遍叫苦的一个难题，是政府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比如，有关部门不该管的全国教材是否统一、民间办学是否准入等，却严管甚至乱管，即便怨声载道，却至今没有松动的迹象。与此同时，全国各省区高考名额比例，这是涉及社会公平的头等大事，则该管而不管。三年前青岛有考生因此而状告教育部，后来不了了之。其实，在我看来，应该告，甚至还应该有更多人告。虽然未必能告赢，但至少也算敲了警钟。

　　再说可以。我读那几位大学校长的应答，除个别人承认目前的现状该改变，其他几位都是在为现状辩护。我认为，这些意见难以服人。北大、清华负责人认为他们受惠于北京市甚多，理应向北京市倾斜，这是说不过去的。当年孙长江因文获罪，庆幸震怒者说了一句“这样的人要发配到一个小的大学”，而不是“大的小学”，故而还能有一个首都师范大学这样的地方院校可以栖身。从此“小的大学”这一戏称不胫而走。姑从此言，地方财政支撑的各类“小的大学”向所在地倾斜，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应该支持。但是北大、清华此类“大的大学”则不应该援引此列。

　　原因很简单：它们的教育经费大多出自全国财政，为什么经费来自全国，招生名额却不考虑全国平衡呢？它们是全国纳税人的钱养出来的一个北大、清华，并不单单是北京市的。至于说外省生源差，部分是现实，这一现实差异也应该归咎于教育部在中学阶段的资源配置早已失衡；另一部分则反映了这些校长习焉不察的偏见：中西部农家子弟即使在中学阶段已经吃亏，但只要在高考阶段能得到晚来的那份国民待遇，平等进大学，以他们在艰苦环境中养成的奋斗精神，并不是不可以补上前亏，与城市学生并驾齐驱。高校是教育的最后一站，在这里是亡羊补牢，尽可能补救前衍，而不应以高考招生的地区歧视继续扩大此前已经积累的不公平。

　　“大”有“大”的盲点。这几位“大大学”的校长大概忘记他们之“大”，是来自全国纳税人之“大”，而不是区区北京之“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