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学独立

    西方的大学有点类似于教会，其主要特点是具有独立性，大学独立是现代大学的主要特征，中国现代大学的出现从时间上说是晚了些，但中国现代大学的起点很高，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大学的开端是直接与现代教育接轨的，这使中国现代大学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派生机。清华大学1925年在原有的留美预备学校里设立大学部，1928年正式建立清华大学，但只用了10年时间，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已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学。可以从她的成功中找出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她在开始时能够吸取现代大学的精华，就是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这是现代大学的命脉。切断了这个命脉，大学的一切就都要变形，当年国民党也千方百计想在大学插足，但收效不大，因为那里的教授不买这个账。西南联大时期，陈序经先生一度做过法商学院院长，这位当年挑起全盘西化论战的学者，身上有很浓的西方知识分子气质。他为人正直，明辨是非，在学校里或社会上从不参加政治活动，但对政治上的是非他心里是很清楚的。1941年前后，国民党想加强对西南联大的控制，要求当时担任院长以上职务的教授都得参加国民党， 陈先生知道后淡淡一笑， 对他的一个学生很坚决地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林元《碎布集》第41页）后来也没人敢把他怎么样，而且当时许多教授也是这样做的，也有一些教授入了国民党，但多数教授对此很不以为然，那时西南联大从梅贻琦到众多教授，对上面的各种指令，也有惹不起的时候，但除了抵制外，多数情况下是应付了事。那时的联大不能说完全实现了大学独立，但它做为一种理念，在西南联大里是扎下了根的。 

三、教授治校

    西南联大的教授，特别是负责的教授，比如各院院长/系主任等，对自己的要求都很严格，一是因为联大有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二是教授本身对自己的要求，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律。想在联大里有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在学术上要绝对有东西以外，在做人做事上面也得让大家看得过去，而且不能有太说不过去的缺点。在旧大学里负责，真有点像西方做官，进入公众视野，一般是不能胡来的，大学又不同于别处，大家是敢说话的。所以旧大学里每做一件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要是他们不同意，事情是做不成的，特别是大事。因为大学不是行政机关，教授是这里的主人，大家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有教授才有大学，大学是依赖教授而存在的。在大学里最不能得罪的人就是教授。抗战期间，国家财政很困难，大学教授的生活比战前下降了许多，当时大家都很穷。1941年，教育部曾规定大学里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在西南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就不愿拿这笔钱，因为这样会引起其他教授的不满，为此联大各院负责人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 最后只有每个常委每月领了一份。 （《清华大学校史稿》第314页） 这样的事，看起来虽小，但它反映出的却是教授在大学里的重要性。因为是国立大学，从教育部一面说，为了维持战时的教育，给那些院长和系主任一点补助也不为过，但对那些负责教授来说，他们懂得教授在大学里的主导作用，所以从不愿意去伤害他们。尊重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

      在西南联大教授的权力之大是我们今大难以想象的， 对于来自上边的命令，如果感觉不合理，要么据理力争，要么就公开抗议，这一方面说明大学的民主空气很浓， 也说明了广大师生有很强的教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1939年3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通过行政手段，对大学教育的诸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其中有些规定是合理的，比如统一招生，但也有一些部令是不合理的，如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课程教材，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实行总考制等等，严重窒息校园的自由空气，限制师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联大师生的反感和抵制。1940年6月10日， 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的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据理抗驳，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示“盖本校承北大、 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南开大学校史》第260页） 。好在那时的教育部管事的人也多知道大学教授的厉害，所以在许多时候，并不愿意得罪他们。旧大学里教授们反对行政当局的事是常有的，因为那时的大学教授是自由流动的，在校内他们不必害怕校长，更不必害怕教育当局，不合适就走人，此处不留自有留处，整个心态是从容而平静的，因为教授都知道自己的价值，管教育的人也都知道是因为有了教授才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这就是教授治校的传统， 王浩把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时光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他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这大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事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66页）。西南联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教授和学生对中西文化优长的完美结合，这种结合是在自觉状态下完成的。我们再看一件小事。一位联大的学生曾回忆说，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曾说，杨振声先生讲小说必称沈从文，讲戏剧必称丁西林。这话在国文课上只证实了一半，为什么联大国文课本中没有选沈从文的小说呢？据说，当年讨论篇目时，规定过一个原则，凡是本校同仁的作品，一律不予入选，这么一来就连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也没有机会在国文课本中露面了（张源潜《大一生括杂忆》 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63页）。这看似小事，但它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却是很博大的，这样的小事，我们今天的许多教授就不一定做得到。 

四、校长的合作精神

    西南联大成功的经验中，另外重要的一条就是校长间的合作，如果没有他们的合作，在那样的情况下，要把大批教授团结起来，延续中国教育的命脉，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二位校长的合作，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精神的一个缩影。中国读书人是识大体的，特别是那些受过中西两面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体现出的合作精神，是知识分子能办成大事的一个例证。抗战前，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之间，并没有很深的交情，而且三个校长的办学风格也很不同。联大初期，三校开始合作，也不是一拍即合，而是也有过猜疑，有过观望。叶公超回忆，当年他到了长沙以后，才知道蒋梦麟先生仍在杭州，他回来以后，叶公超问他南开和清华的两位校长什么时候来，蒋梦麟并不乐观，不过他说，假使他们两位不来，我们也要把大学办起来。那时候的情况非常微妙。北大一向是穷惯了，什么事不一定要有什么规模，只要有教员、有学生、有教室就可以上课。清华是有家当的学校，享受惯了“水木清华”的幽静与安定。南开好像脱离了天津的地气，就得不到别的露润似的，总觉得政府要在后方办大学而要他们来参加，他们当然不能够把家当挖出来。清华有稳定的基金，但是格于条文不能随时动用。蒋梦麟和叶公超他们几个人，内中也有少数清华、南开的教授，天天没事就出去游览山水。晚上聊天的时候，三校同床异梦的情况，大家都避免表露出来。大家总是要打听张伯苓先生的消息，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到长沙来。他们隔几天就向教育部去电催驾，教育部回电很快，总是说他们的电报已经转给张校长了。梅贻琦也迟迟没有确实的消息。当时就有人主张蒋梦麟回南京去一次，甚而至于说，假使张梅两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蒋梦麟当时的反应是很见他的性格的，他说：“你们这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我们多等几天没有关系”（叶公超《孟邻先生的性格》转引自《笳吹弦诵情弥切》第20页）。后来张伯苓、梅贻琦两先生都到了昆明，联大前后9年，三校不能说一点矛盾没有，但总的说是合作成功的。整个抗战期间，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间断，三个校长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