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预先说明的是，我是赞成北大改革路径及策略的。中国大学是计划经济产物，目前面临的问题，诸多属共性体制之弊，譬如行政化管理、社会化内容等等。对这些弊端改造无疑是正确的。一个行政化大学里，教授以争当处长为荣，一个社会化大学里，校长们忙于应酬八方神仙，这都谈不上教学本位的。这些问题有目共睹，却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立马改变的。抽象地呼唤公平、主张正义，看起来很有道理，也很合理，但道路难寻的道理，难免是空论，合理性被无边强调，必是非理性。因为能承诺实行这一点的，只有上帝。激进的改革主张，往往会葬送改革。世上没有抽象绝对的“好”；渐进式改革，就是追求相对的“好”。中国的改革一直是这样实践的。借用有学者用过的“鸡”做喻体：这以前被改革的都是些不会叫的菜鸡，现在触动的却是专司打鸣的报晓鸡，这不公就被放大了，就满世界都知道了。但北大不应因此便改变这一策略，个中道理，我曾在短文中阐述了，此处不缀。

 

　　但问题在于，北大就是北大，她并不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全部；北大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如果追随北大的改革目标及路径，中国的大学改革很可能南辕北辙，越来越背离其价值本位。因此，本文所论，与北大本身倒是关系不大的。

 

 

　　我想，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评价现代大学[iii]的价值尺度是什么？这问题看似有些多余。大学，首要任务当然是培养大学生了。尽管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它还承担科研任务——西方国家，在没有或少有国家科学院、国家社科院情况下，科研任务主要由大学承担——但这也并不改变其教育属性。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教学、科研都是一流的，不仅拥有“诺贝尔”，更培养出许多杰出人才。这些自然都是常识。北大此次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要尽快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这目标也没错。问题是，所谓“世界一流”没有统一尺度，而教育质量的标准更难确定，因此，许多先生所论及的“世界一流”，全都体现在科研上。尽管文章的观点可能对立，大家讨论的却都是“学术体制”、“学术自由”、“学术评价尺度”等等。既然“国际一流”大学要有被国际同行认同的科研成果，那么，那些没什么科研成果的应用型大学，便永远只能屈居国内“二、三流”了。这样一来，作为大学首要任务的教学问题，反倒没人提起了，既往已经偏颇的现代大学评价尺度便愈加偏执一端了。

 

　　这里特别强调“现代大学”，是因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大学”依然是传统的象牙塔概念：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高级人才的地方，是学者、科学家的摇篮。无论中外，大学生都曾与“精神贵族”、“天之骄子”划等号，这说明他们不是普通人，更不是普通劳动者。但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高等教育日益大众化，这样的概念早过时了。现代高等教育的首位任务，一面是满足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为分工精细的工作岗位培养有全面素质和专业技能的劳动者，一面是满足大学生的就业需求，为大学生提供求职谋生的实践本领。因此，现代大学的工具价值日益突出，人文价值相对弱化；前者已构成现代大学的价值重心。特别是在中国，强调大学的工具价值尤为重要。据统计，2004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为280万，2005年将超过300万。而目前，我国大学的毛入学率不到15%，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准（17%）。如果将来达到30%,每年毕业生将达到600万人。显然，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是要做普通劳动者的，其素质的高下，将直接关系中国的发展速度与质量。因此，对绝大多数中国大学而言，它的首要任务不是去追赶“世界一流”，而是要把这几百万人培养打造成高素质的劳动者。中国大学，应在特别强调工具价值前提下实现其人文价值，而不是相反。

 

　　所谓“人文价值”和“工具价值”[iv]，是我对大学研究型和应用型学科的价值属性归类。前者，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人文学科的学问传习等等，目前大学中传统文理科，大多属此类；后者包括对科学技术的普及应用、人文知识的传播教育，目前大学基础性、应用性学科包括工、商、农、医科及修养性本科教学任务，皆属此类。从文化价值角度讲，前者属于对人类文化的传承、研究和创造，是故称为“人文价值”；后者属于对人类文化的应用、推广和实践，是故称为“工具价值”。这里的“人文”，不是传统的狭义概念，而取其体现人类文化创造性本质的价值含义。“人文文化”，本身不能直接满足人类生存的功利需求，却是人类“类本质”的体现，它是能创造“工具文化”的文化，能间接满足人类功利性需求。任何轻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当然是错误的。这里的“工具”，也不是一个贬义概念。人是目的，也是工具；能创造丰富的物质及精神财富，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求的个体，同样实现了人生价值。比起空头理论家、泡沫学者来，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任何轻视应用型技能的倾向，更是错误的。

 

　　在这两种价值中，传统大学是畸重科研人文价值、轻蔑应用工具价值的。现代大学，却应是工具价值为“本”，人文价值为“末”。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和课程设置、教学方法都要服从、服务于市场需求，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一所大学办得好坏，最终应由市场、由大学生就业率，特别是对口专业就业率裁定。说白了，现代大学首先是人才加工厂，它的产品要满足社会需求才行。那种认为文理综合大学地位高出应用型学院的观点是极为错误和有害的，因为那些培养出一流专业人才的学院，其社会价值要远高出二、三流的综合型大学。瑞士的酒店管理学院，德国包豪斯建筑工程学院（现为大学）等等，都是世界一流的，我们的综合大学即便也有建筑学院、也开酒店管理专业，其教学质量却难望其项背。实际上，在市场的无情淘汰或调节中，发达国家的高教资源早已实现了这种合理配置。他们的高校，８０％以上是应用型学院，大学（university）不超过２０％。而这些大学中，又只有不到３０％的开设社会人文学科，属研究型综合大学，其余大学，同样以应用学科为主。我这些数据是否准确，有待行家指正，但西方国家应用型院校比重远大于研究型大学的金字塔结构，却是客观存在的。

 

　　而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还在于他们对工具性价值取向的重视（尽管这不一定形成权威理论，因为权威理论总出自研究型大学）。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极深刻。几年前，德国拜罗依特大学与青岛大学联合举办中德“跨文化”学术研讨会。餐桌上彼此介绍专业时，我称自己从事美学研究。谁知，几位来自美学故乡的副教授，硬是听不懂美学（aesthetics）是什么意思。最后，他们请教一老教授，该教授告我，德国慕尼黑大学有美学专业，你们中国学生在那里研究黑格尔。我不禁感慨系之。在中国，几乎每个文科生都知道美学，都知道黑格尔；岂止黑格尔，德国从古典到现代到后现代哲学家，那一个我们不如数家珍地熟知且膜拜之至呢？人文学者谁如果开口不讲几句海德格尔，那简直等于没文化！但就是这些德国学者，他们研究中国面子的论文却给我很大启发，甚至令我感到震撼。德国教授研究面子，不单纯为了学问，更是为了帮助德国商人到中国投资（因为不懂面子曾使德商吃过亏！）。我们某些学者似乎以形而上为荣，总喜欢把形而下的东西搞到形而上，变成抽象的人文学问；西方一些学者[v]却不以形而下为耻，甚至很善于把形而上的东西放到形而下，变成具体的工具。

正是在这种价值取向指导下，西方许多大学应用型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都非常强调实用性、实践性。我女儿在荷兰一大学读酒店管理，令她感到惊奇的是，教师上课不讲课，只让学生不断讨论、实习、写作业。惟一系统开设的，是一门辅导学生进行自我设计的课程。结果，枯燥的酒店管理，她学得津津有味。据了解，原来该校这套教学方法是特别引进并创新的，他们且以此为荣。我去欧洲看她时，她开学不久，却能指出我所住酒店在管理上之种种特点和不足。这令我深感欣慰（因她在国内上学时完全是被动的，缺少兴趣），如此学下去，她肯定会学到真本领的，如果毕业后被酒店聘用，她第二天就能上岗顶班的。这也给我上了一课。能让大学生热爱平凡的职业，能在普通岗位上服务和回报社会，这就是最成功的教育！为何非要让所有人都去思考一些终极意义问题呢？侈谈玄学，好发空论，轻视实践，原本就是中国文人的弱点，如果因某种错误价值导向将这种弱点放大传播开去，那必然是要误国误民的。这便是我对北大负面示范效用之忧虑所在。

 

    

　　事实证明这并非杞忧。由于北大有追赶“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时间表，国内其它重点高校纷纷跟上，也定出自己的时间表，地方大学，则有进入“国内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时间表，而且都迅速落实行动。不仅国内著名理工大学纷纷办起文科学院，笔者所在城市的理工院校，建立人文学院后，还都创建了艺术系。与此同时，各高校都在“大干争上”博士、硕士点，大学校园里的“教授遍地走”，变成了“博导遍地走”。这样，自1990年代由大学合并热、“ｘｘ工程”热刺激起的高教大跃进便呈再加速之势。中国的大学，好像也承担起了为国争光的使命。这种做法是否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姑且不说，它客观上却加剧了中国大学的工具价值危机。

 

　　尽管目前中国的“大学”占高校比重也在２０％左右，但随着“学院”不断向“大学”升格、普通大学不断向研究型大学转型、以及重点大学规模不断扩张，中国的高等教育结构已趋向倒金字塔型。加速这种趋势的，便是“万般皆下品，惟有科研高”的价值导向。评价大学质量、评价教授好坏的几乎惟一尺度，就是科研，包括论文发表数量、获得科研奖项等等。在中国高等教育相对落后、高教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情况下，这种价值导向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是致命的。因为尽管许多大学都将“研究型”作为其发展目标，但由于市场调节作用，不断扩招的学生却只想进“应用型”专业，许多大学的传统的文理院系被迫取消或调整。这便使中国大学呈现一种悖谬的发展态势：大学中的应用型专业数量比重越来越大，但其价值地位却越来越低。这是因为应用型专业科研题目少，又难以孵化出博士、硕士点，与争“一流”无关，所以，自然得不到重视。应用学科的教师，仅靠教学无法晋升教授，他们自然也心不在焉。实践证明“大学教师不搞科研就教不好学”，绝对是“真实的谎言”。实际情况是，大学教师纷纷搞科研、发论文的结果，只能使一些人成为“二半吊子”，既糟蹋学术，更误人子弟。何况，大学中某些面向市场的院系，原本就是为扩召而设、由改行教师任职的，其中，不少专业还属“高兴学”[vi]、不少知识原是“屠龙术”。这样，即便很敬业的教师，也无法扭转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脱离实际、脱离社会的局面。其结果，便加剧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工具价值危机，这一危机的爆发形式，就是大学生就业难。

 

　　面对突如其来的大学生就业难，有人归咎于大学扩招。这当然没道理。中国受高等教育人口只占总人口的５％，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腾飞时期，人才资源的匮缺，已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瓶颈。在这种情况下，怎能说中国的大学生多了呢？于是，又有人将责任归咎大学生的择业观。这道理也只讲对了一半。但就是这一半，责任也不全在学生，而在大学脱离社会的教育本身。另外一半，属于客观的，则是大学生所学专业技能不适应社会、市场的需求。眼下，这才更为关键。笔者近年来留意对所接触的大学生做随机调查，用非所学的姑且不论，即便有幸走上专业岗位的，上岗后也要经过很长的磨合期，谈不上胜任愉快。课堂上的知识“离实际太远”，这是很普遍的一种评价。以文科大学生为例，无论专业是什么，起码应会写文章吧！但笔者不断听到企业老板或政府主管的倾诉：招聘不少文科生，却眼高手低，找个会写材料的，难上难！北大才子卖肉，那只是暴露出来的个案。在计划经济时代，拿着文凭混饭吃的，大有人在。但今天，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这种脱离社会需求的大学生，就业能不成难题吗[vii]？

 

　　当然，造成大学生就业难还有其它社会原因，但大学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却是关键因素。问题是，目前高等教育对此却没有深刻反思，反而用扩招研究生办法缓解危机（这也正满足了一些研究型大学的需求）。于是，考硕热，考博热持续升温。由于文理科专业研究岗位毕竟有限，将来的硕士、博士将同样面临就业难问题[viii]。这种趋势，其实是对社会资源、教育资源的更大浪费。对此，已有不少文章提出批评和质疑，此处不论了。

   

 

　　我强调现代大学应以应用工具价值为本，这肯定会召来质疑，认为它将影响大学发挥科研人文价值。其实恰恰相反，正是目前本末倒置的价值导向，才使中国高校科研陷入浮躁状态，难以发挥其人文价值创造功能。这便又涉及对中国大学深层危机的另一种表现：泡沫学术[ix]的认识了。我认为，中国的泡沫学术，就是大学过于强调科研人文价值导致的“人海学术”的产物。

 

　　尽管目前中国大学相对数量很少，但其绝对数量却已居世界前列了。而在畸重科研的价值导向下，全国所有的大学，甚至地方党校，都将重点向科研倾斜，都在实行量化管理，甚至都采取了“锦上添花”的重奖政策：重点刊物发文重奖，获省部、拿到国家课题更重奖等等……。表面上看，这非常有利于促进科研，繁荣学术，但效果却适得其反，后果甚至是灾难性的，因为它必然形成千军万马搞科研的“人海学术”局面，催生出大量毫无价值的泡沫学术。以高校文科为例[x]，目前共有教师20余万人，落实到每个学科，少则也是上万人队伍，按规定则应年产数万篇论文[xi]。这么多论文，什么题目做不烂呢？如同大跃进时期“万斤田”密植小麦收的全是麦草一样，有限的研究资源经如此高密度、高强度地开掘，收获的自然多是学术泡沫或垃圾了。因为大家难以静下心走内涵开掘型研究之路，难免在外延拓展型学术道路雷同撞车。譬如将西方理论变学问，在编著译著上寻出路，像西方哲学史、美学史，几乎年年都有新成果；譬如将诸子学说变理论，靠贩卖传统文化吃饭，像儒家新说、道家新论，几乎月月都见新文章。这之中，多数“新成果”只是学术拼盘或概念游戏而已，且拼盘质量每况愈下，游戏程序早已僵化。问题是，就这样后来者也很快就无“路”可走、无“饭”可吃了，连像样的“新泡沫”都“泡制”不出来了，于是便忙着编什么“大典”了。这种泡沫学术看似是学界闹剧，实则是学界悲剧、学人悲剧！它浪费了学术资源，浪费了国家财富[xii]，更浪费了学者的生命！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大、清华教授比今天少得多，但却名家云集。当时没有量化管理，述而不作的先生，照样是著名教授。现在北大、清华依然在吃那时的老本；那时的北大、清华，起码在人文学科上当属“世界一流”。究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当时大学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民主科学的校园文化，为这些优秀教授提供了潜心治学的优越条件。人文价值创造与工具价值实践相反，它特别需要超功利。这一方面需要研究者静心玄览驰骋思想，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另一方面也需要研究者的天赋和献身精神。无论是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或人文学者，不是人人想当就当的；宁静方致远，半百或成名。而眼下，茫茫“学术人海”中，即便青年才俊，也不能潜心学术，要３５岁拔尖，便只得走捷径。捷径之一，就是做西方学术“倒爷”，以“知道分子”（知道西方大师最近学术动向）自居，以当西方大师的好学生为荣。

 

　　问题是，这样的科研方向，即便有所成就，既与“世界一流”无关——大师再好的学生，也顶多属于“二流”；又与中国现实隔膜——对海德格尔、德立达倒背如流的哲学博士，面对中国现实，却不能进行哲学思考。像上文提到的“面子”，虽早已被称为了解国人秘密的“钥匙”，长期来却难入国内学者法眼。这样，青年才俊们同样被泡沫学术耗尽了学术青春，中国学者离“世界一流”目标也越来越远。其实，悠久的历史文化、复杂的社会现实、特殊的改革路径，谁能将中国这些本土问题提升到理论层面系统解决，便绝对具有世界意义。理科我不敢说，中国文科进入世界一流，不是遥不可及的；诺贝尔的大门，起码经济奖的大门是向中国学者敞开的。问题是方向要正确、心态要平和、人海学术局面必须终止。

 

 

　　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中国的大学改革，无论是研究型还是应用型，都先不要侈谈“世界一流”，关键是要价值归位，按教育规律办事。好比我们身体虚肿了，首先要减肥强体，而不是争做世界健美冠军。只要教授像教授、教学像教学、科研像科研，大家该干啥干啥，假以时日，以中国之大，有几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不是什么难事。为此，我建议：

 

　　１、立即扭转高等教育全面“升级”竞赛趋势，要同样支持和扶植重点的应用型院校（含高职学院）和应用型学科；如果一定瞄准世界一流的话，那么，就鼓励它们办成世界一流的专业学院。

 

　　２、将目前已有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统计科学化、制度化，将一般就业率和专业对口就业率分别统计，每年排名次，以此作为对各类大学排行榜的首位依据。国家也以此为据加大教育经费投入，鼓励大学以就业为导向进行竞争，彻底扭转重科研轻应用的价值取向。

 

　　３、改变对大学教师的岗位要求及考核办法。应用型大学及研究型大学应用型专业，一律以教学实绩作为评定职称的主要依据（设授业教授、副教授）。要制定可操作的、让学生参与的评定方法。授业教授必须具有相应实践经验，了解最新科研成果，这既利于提高他们的教学质量，这也有益于提高研究教授的研究质量。授业教授也要承担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的任务（我坚决主张保留文史哲课程），这对于保证教育质量非常重要。研究型大学的研究型专业中，设部分研究教授岗位。研究教授上岗条件要苛刻，日常管理要宽松，考核时间单元以五年为宜。如此纵横两刀切下来，全国高校教师可能只剩下１／２０人员肩负科研任务。像哲学、美学、古典文学、近现代文学等领域，全国各保留一、二百名研究教授岗位（含研究员）足矣[xiii]。这样一来，人海学术自然消失，泡沫学术产生动能大大减少，大学科研经费可大大节约，研究质量却可稳步提高。授业教师当然也可从事科研，但其主要任务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提高应用型教学的质量。

 

　　正基于这样的认识，我看到北大的改革方案中已分设“教学型”和“研究教学型”岗位时，很是高兴。如果再彻底一些，效果更好。这也是我支持北大改革的理由之一。遗憾的是，恰恰这重要的一条，却没有产生应有的示范效用。

 

　　　　　　　　　　　　　　　　　　　刊载上海《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４年３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