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先生1月15日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 《教育产业化与民间办学》一文，  薛称：“古往今来，不准人赚钱的行业，就是办不好的行业。教育不可能是例外。”而“中国的教育问题，与其说是产业化造成的，不如说是产业化不彻底造成的。要真正地、长远地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就必须鼓励民间办学。”诚然，如果真的能象薛设想的那样，教育产业化一夜之间能搞到“彻底”程度，“教育大跃进”达到让学校象“卖青菜豆腐”的一样多，学生也能象买青菜豆腐一样自主择校，形成激烈竞争的局面，学校没有乱收费的条件，教育问题也不成其为问题了。
　　然而，薛先生的论证忽略了这样的大前提：我们的社会还供养不起如薛先生所愿的那么庞大的教育体系，特别是足够多的高等学校；而相当多老百姓也承受不起“让人赚钱的”教育收费。面对现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教育不可能达到 “青菜豆腐”市场那样供求平衡，国办教育做不到，采用薛先生发展民办教育的妙计也做不到。道理很简单，整个社会财力这块蛋糕就那么大，必须在社会方方面面均衡分配，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冒出如此巨额的投资，确保“可选择的学校”不再少、学位供给不再短缺，并让如此庞大的教育系统盈利？教育发展是应该超前点，但也要有个度，即教育的扩张程度必须与社会的供养能力相称。
　　实际上，所谓“将教育产业化进行到底”，打破教育垄断和卖方市场的格局，使教育“市场”“青菜豆腐”化，实现供求平衡，并不是什么什么新观点，还是 “教育大跃进”的思路。目前“教育大跃进”的进程或许受到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制制、缺少利润的驱动的影响，但是，算一算总帐，无论是由谁来完成“大跃进”，教育“产业”都必须迅速完成“原始积累”，其所需要巨额成本社会还是不堪承受，“跃进”得越快，全社会的负担就越重。现行的“教育大跃 进”政策设计使整个教育体系进行“原始积累”的积极性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挥。义务教育学费有价，杂费无底；奥赛班、特色班、培优班、补课费的通行使国家投入义务教育资源被执公开盗卖；借读费、择校费更是明火执仗的抢劫；高等教育学费年年看涨，将无数家庭推入家破（甚至人亡）的悲惨境地，大学生住宿公寓化、后勤服务产业化、第二学位化、考证热都是吃钱的机器；二级学院、网络学院在全国各地普遍开花无疑是明火执仗地高价盗卖公共教育资源的罪恶在高教领域的重演；在通行寻租规则的教育领域，卖文凭已经制度化、公开化，本专科函授文凭渐趋式微，硕博文凭则正在全国高校火爆热销。事实也证明了，民办教育中，除了极为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大都是以普通老百可望不可及的高收费支撑的，被称为“贵族学校”。不可否认，在这样的“大跃进”或“产业化”进程中，不少个人和集团从中攫取了巨额红利，但近些年来，教育的大膨胀也离不开这样的 “原始积累”的支撑，而这样的过度膨胀不正符合薛先生对教育机会“供求平衡”的向往？
　　薛先生以为引入民办教育参与竞争，就能使教育“市场”“青菜豆腐”化，解决教育乱收费问题。殊不知，“化”本身就是一个过程，在社会具有足够的供养教育体系的能力之前，教育这个“产业”、“市场”，只能是供不应 求的垄断产业、卖方市场，市场本身消灭不了垄断暴利；教育“产业”的“原始积累”和盈利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还是要“羊毛出在羊身上”。即使是现有教育规模，尚且让社会难以供养，目前羞羞答答的“教育成本分担”（方方面都宣称教育收费远不足补偿教育成本，更遑论盈利），老百姓也视教育负担为“三座大山”之一，更加放开手脚的“大跃进”、“产业化”、盈利化反而能让社会承受得起？垄断格局改变之前，民办教育家们都能良心发现，进入教育“市场”搞慈善事业，放老百姓一马？
　　目前，教育问题的症结不是教育产业化不彻底，恰恰相反，是化得大快。因为要支撑起“教育大跃进”，无论是国办的、民办的 “大跃进”，还是双管齐下的“大跃进”，就得开动“教育榨油机”，超负荷地占用社会资源，使绝大多数农民家庭是“一个学生搞空一个家庭”，大多数城市家庭也难以轻松对付一个学生。而老百姓也只能勒紧裤带，一些家庭甚至是去卖血、乞讨、借高利贷、有病不敢治这些“没有办法的办法”去供养我们的教育系统的。
　　我也痛恨公立学校一统天下，缺乏竞争背景之下教育部门以学生的未来为质押向老百姓的公然勒索的教育腐败，也希望一夜之间教育能跃进到“青菜豆腐”型的市场，让乱收费无立足之所。但是，现实却不容许“教育大跃进”无度地占有社会资源，不容许教育产业化“化”掉老百姓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决无可能一蹴而就让教育产业化“彻底”到供求平衡的地步。目前条件下的产业化只能是金钱当道，“校门朝南开，有才无钱莫进来”的教育贵族化。如何公正地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这比不量力而行的产业化更为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