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或许希望在几十年以后赶上美国或欧洲，但它在作为世界强国衡量标准的科学研究领域却仍然处于落后地位。

许多专家认为，在中国解除导致优秀人才出国工作的诸多束缚之前，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新兴经济大国仍将是物理、化学、医学等学科的旁观者。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分子生物学家、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指出，虽然在某些领域“正取得飞速进展”，但“要被公认为一个科技大国，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在生物医学特别是人类基因组、干细胞、基因疗法等相关法律比较宽松有利的领域，中国的声望越来越高。

中国的大学生每年都会培养出成千上万名才学横溢、受过严格训练的理科毕业生。

在许多领域里，曾经少得可怜的经费现在变得相当可观。2001年，中国共拨款125亿美元用于研究荼。对一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远远低于西方国家和日本、韩国等亚洲竞争对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可以算得上是一大笔钱。

蒲慕明在英国《自然》周刊本周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尽管如此，屈从权威、尊崇师长、墨守成规等儒家传统却使中国科研深受其害。

他说：“应该鼓励学生追求知识，并培养他们提问题的习惯。”

他还说：“应该鼓励并认真对待现有论据、假设和学说提出的质疑，不管它们多么幼稚。”

欧洲的一位医学研究人员对本社记者说，在国际研讨会上（这些研讨会是交流思想和实验结果的重要论坛），中国科学家以谨言慎行甚至遮遮掩掩而著称。

她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害怕因承认错误而丢面子的心态可能是主要原因，但来自政治方面或上级领导的压力也可能起到了一定作用。

她说：“人们很难了解到中国的科学发展情况。那里的科学数据似乎是通过新闻媒体而不是正常的科学渠道进行交流的。”

她还说：“这真令人遗憾，因为科学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需要从我们自己和他人的经验中学习。”

这位研究人员指出：“科学领域没有大跃进式的发展。同行的审视过程和公开对话都非常重要，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实验细节上的不同之处。”

辩论和学术性挑战的匮乏极大地阻碍了成千上万名支付高额费用在国外受训的中国科学家回国。这些海外学者在资金雄厚的美国实验室里充分享受着探索的自由，其中一些精英已经对各自的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政府控制研究方向，阻碍论功行赏的晋升，封锁科学家与海外的联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纽约康奈尔大学的教授吴瑞指出，中国的研究经费中有太多是短期性的，鼓励快速而肤浅的成果。

许多经费计划是依靠裙带关系获得批准的，没有经过独立审查以确定它们是否合理。

吴瑞说，虽然中国和美国的生物学家人数大致相当，但中国只有500名有研究成果的生物学家，而美国有4万多名，其中3000人是华裔。他是以国际刊物广泛引用的研究成果为衡量标准的。

去年，中国从睡梦中惊醒。

确认非典型肺炎病因的工作被延误了数周时间，原因是某些政府部门相互猜疑，扣留样本，而一些科学机构的成员也坚称非典是细菌衣原体而不是后来得到证实的某种病毒所致。

在某些人看来，正是那场灾难导致了后来更加迅速的反应和更加诚实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