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信息网络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学术研究手段。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一些粗制滥造甚至违反学术道德的论文也越来越多。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网络时代的学术研究？4月30日，本刊邀请了中央党校研究室调研处处长辛鸣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广播电视教研室主任周小普教授、百度在线网络技术

　　周小普

　　辛鸣

　　刘建国

　　文、史、哲研究离网络并不远

　　主持人：一般人往往认为，文、史、哲研究离网络很远。前几天，李忠杰教授到光明日报社作学术报告，到光明网参观，讲到他常常上网，上网对学术研究帮助很大。今天来的3位嘉宾都是专家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对网络有何感受？

　　辛鸣：我是1998年以后开始使用互联网的。使用网络后，以前需要手抄的资料、跑图书馆检索的资料，现在可以从网上复制过来，减少了很多重复劳动。毫无疑问，网络为学术研究带来了更快捷、更方便的手段，提高了效率。

　　刘建国：我原先在北京大学从事计算机研究，可以说，没有网络几乎不可能开展有水平的计算机科研。IT研究像IT业的发展一样快捷，只有借重互联网才能跟上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向。

　　周小普：我的研究是理论界、新闻界、教育界的结合之处，以往的研究方式比较原始，有了网络之后，研究、交流的路子宽多了。例如由于教学工作的需要，我自己录了很多新闻节目的录像带，有了网络，很多音像资料都可以从网上获得，特别是当时没有录到的节目，只要网上有，就可以事后得到。我已经因此多次受益。

　　刘建国：网络时代的信息不仅仅是文本的，还是多媒体的，百度网站上开设了图片、MP3搜索，很受欢迎。

　　辛鸣：在网络时代，学术成果的表现形式也在多样化。最近我参加了一次农村调查，调查成果除了写成研究报告，还汇编成电子演示文档和DV（数字录像片），通过远程教育网传播出去。

　　周小普：我参加过几次央视国际网站组织的网上研讨直播，每次通过网络参与的在线人数都在5000人次以上，讨论热烈，意见多元，很有启发，十分有趣。如果我们的学术研讨能多采取这种方式，效果一定会很好。

　　辛鸣：网络对学术交流的方式改变很大。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家通过把国外的研究介绍到国内，以一种简单的“拿来主义”就可以成名成家。

　　主持人：确实是这样。我听说在制度经济学领域，这种介绍性的文章在上个世纪90年代很流行。

　　辛鸣：到了2000年以后，似乎是不约而同地，没有人再这么做了。因为有了网络，通过网络，我们可以基本同步地搜索到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写简单的介绍性文章，一是显不出学术水平，二是万一出现翻译错误，还有可能被人笑话。

　　为做研究从网上买信息

　　辛鸣：我经常收到一些研究部门和信息公司提供的信息汇编之类的东西。最近一期汇编了当前经济过热现象，有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地方政府与企业相应对策等。看了资料，情况大致我都了解了。你如果想研究，只要在此基础上提出观点即可。这些信息都是报纸或网站上摘抄的。每期5到10元不等，我觉得可以接受。在网上，我们能不能花钱“定制”所需的信息呢？

　　主持人：如果有这样的信息服务，我想搞学术研究的人愿意为此付费，这也可以成为一个新的产业。

　　刘建国：从商业模式来看，网站如果采取这种收费模式恐怕行不通。我们希望为学术研究免费提供服务，而用商业性的搜索养活自己，如搜索商品、产品和服务。当然进行信息再加工也是一个好主意。实际上，非商业的查找要占整个搜索的80%左右，但剩余的20%的商业性搜索足以支撑我们。

　　辛鸣：网络时代，把资料整理交给第三方，更加凸现了学术研究的核心价值。学术研究最有价值的是创新，理念的创新。资料可以去买，就像菜市场一样，但不同的厨师能烹制出不同的菜肴。

　　周小普：发达国家的社科研究经费与科技研究基金都达到很高的数额，这主要是由于研究资料的购买费用支出大。我国在社科研究经费方面虽然已有了部分的调整，但经费仍然严重不足，与科技研究的经费根本不能同日而语。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质量。

　　网络带来了抄袭的泛滥

　　主持人：近一段时期，高校学生毕业论文的抄袭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有人提出，这样下去，学生没有必要做论文了。

　　辛鸣：论文抄袭在前网络时代一直都有。但论文抄袭泛滥与网络普及有很大关系，网络使抄袭更便捷。

　　周小普：我遇到过这样一个学生，他的毕业论文曾有抄袭之嫌。他毕业后，我在网上搜索发现了时间比他早两年的原文和作者。

　　主持人：全文抄袭是比较“笨”的做法，更多的是掐头去尾，这种情况不好认定是抄袭。

　　辛鸣：按照有关规定，300字原封不动地照搬可以判定为抄袭。但人家换换文章的主、谓、宾语，按照规定就不叫抄袭了。

　　周小普：难怪搞重译书的书商让“译者”抄的时候，1000个字里面至少要改换3个字。一般，我判断是不是抄袭，是看文章的虚词，文章的实词必然要雷同，但每个人用虚词都有自己的习惯。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本科生的毕业答辩，发现他的论文跟我的一篇论文的学术观点很相似。我当时很感兴趣，以为找到了一个学术上的同道。答辩时，那个学生主动承认，他的论文是根据我的那篇文章改写的。他改写得很巧，如果不是他主动承认，我都不敢肯定他的文章是来自于我的。

　　刘建国：ICP的本意是“互联网内容提供者”(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现在因为抄袭严重，成了“互联网复制与粘贴”（Internet Copy and Paste）的代名词。

　　主持人：如何遏制网络时代这种泛滥的抄袭行为呢？周小普：道德的自我约束不能解决抄袭的问题，我国应该建立一种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和一种有效的奖惩机制，特别是惩罚机制，来保证科研的独创性。就像银行建立组织、个人的信贷“诚信档案”一样，科研工作也应该有它特有的“诚信档案”，管理应该严格。应该鼓励对这种不法侵害的举报。相关主管部门如教育部门应该有制度性干预，如对毕业论文的抄袭行为制订终身追溯制，一旦发现即予处分。

　　辛鸣：我对那些抄袭的学生有一定的了解。由于现代社会生存方式的多样化，我们这些搞学问的人认为是“学问”的一些东西，相当一部分学生不这么认为。现在，学位只是学生的谋生资本之一，毕业论文是他获取学位的“台阶”，过了这个“台阶”，就不再需要我们所说的那些“学问”了。所以我们应该反省，该不该要求学生做那些没有用的“学问”，或者更进一步追问一句，为什么我们所谓的一些“学问”离社会现实需要越来越远呢？

　　周小普：我不同意，今天的学生就是明天的学者、明天的社会管理者，一旦放松要求会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过去有人抄袭，是属于漏网的小鱼，现在到了网络时代，很多“大鱼”都漏过去了，致使社会风气很不正常。一位大学教授抄袭了国外的相关著作，很多人还对他抱同情态度，理由是比他更甚的可能还没有受到处分。这只能说管理不够，应该加强，而不能说管理是不必要的。

　　辛鸣：当然，我并不是纵容抄袭这种学术腐败。在网络时代，我们更要加重学术品德，力戒浮躁，力戒“拿来”，这才更能显出学术研究的价值。杜绝学术腐败要以学者们发自内心的自律为基础，兼以必要的制度安排来解决。网上学术权威何处寻

　　主持人：不管怎么说，学术研究已经离不开网络。可目前在网上，权威的声音往往很难找。辛鸣：我粗略统计了一下，网上论文脚注80%左右有错误。

　　周小普：过去，学术论文的出口很少，传统媒体肩负着“看门人”的角色。现在，有时候在网上搜索一天，得到的有效、有用信息少得可怜。我注意到光明日报的光明网最近开办了论文发表交流中心，这个创意就很好。

　　刘建国：搜索引擎确实存在优化空间的问题，例如如何区分权威性方面确实需要研究。

　　周小普：搜索引擎是不是根据访问人数的多少来确定排序？如果是这样，一些热门的帖子可能看的人很多，却没有权威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叫座不叫好”。

　　主持人：能不能在搜索引擎中采取技术措施改进一下？

　　刘建国：搜索引擎有一套复杂的算法确定网页在搜索结果中的排名，但主要有两个因素：文章被引用的次数和网页本身的内容。

　　辛鸣：当我们感叹网络上各种信息大爆炸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网络上关于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方面的信息相对薄弱，甚至不成比例。似乎马克思主义与网络相距较远，甚至还有人得出“网络是反马克思主义”之类的荒谬结论。其实马克思主义就是建立在现代科学进步的基础之上的。恩格斯说过，科学发展中的每一个新发现，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我认为，有关部门应该下力气扶持，让马克思主义在网络上占据其应有的地位，发挥其应有的引导功能。（摄影：本报记者赵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