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学的社会责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召开了首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通过了《世界高等教育宣言——为了21世纪：视野与行动》等文件。会议认为，高等教育的根本使命是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具体说就是，首先要“培养高素质的毕业生和负责的公民，他们能够融合于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要通过学习不断适应当前与未来社会所需的课程，使他们获得适当的职业资格，包括高水准的知识与能力”。并且“为学习者提供可以终身接受高等培训和学习的空间”；其次是“通过研究，创造和传播知识”；第三，高等教育应当具有积极参与社会的功能与道德作用，高校师生“在尊重道德规范和科学知识的严肃性的同时，应当能够完全独立与负责地发挥其基本职能，对伦理、文化、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行使一种智慧权威。这是一种社会所需要的权威，它有助于社会思考、理解与行动。”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世纪之交对高等教育新使命的国际性认识，应当引起每一个服务于高等教育事业的人们的充分重视。一般地，高等教育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重要责任，其中最根本的是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合格人才。上述使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大学培养人才规格的时代要求，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我们在设计对大学生的教学内容时，要充分注重科技教育、人文教育和伦理教育的整合，从而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养成学生科学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升华学生的爱国情怀。

二、中国大学的特殊责任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起步晚、起点低，尽管政府将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尽可能多地投入人力、财力、物力，但就目前的情况看，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面临着补偿性发展的任务。我们不仅必须考虑胜任大学一般的社会责任，还必须从现实出发，很好地完成当代中国大学特殊的历史使命。
　　国际比较研究表明，在低收入、中下等收入、中上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国家中，人口平均受教育的程度分别为6.9年、10.7年、11.7年和14.3年；而我国1990年90％的人口普及小学阶段教育时，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为6年；1999年全国近80％的人口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时，人均受教育程度为8年左右。由于我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低，高等教育尚处在精英教育阶段（虽然18-22岁人口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从1995年的7.2％上升到2001年的13.3%）。按照每10万人口中的高等教育在校生数比较，世界总计1434人、发达国家为4110人、发展中国家为824人、中国仅为461人。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看，我国大陆受教育程度的情况为：每10万人口中，具有大学程度的有3611人，高中程度为11146人，初中程度为33961人，小学程度为35701人，15岁以上人群中文盲率为6.72%。
　　在这种环境下，再加上中国教育的传统历来要求教师的角色是“传道、授业、解惑”，学校教育在整个社会教育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就特别重要，它必须承担起相当一部分本来由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承担的职责。而作为学校教育系统的最高阶段——大学——更是肩负着极端重要的社会期望。社会要求大学能够解决学生成长中知识、能力、道德和人格等诸方面的发展问题，这些问题中的相当部分本可以也应当由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等共同配合解决的。这可以说是中国大陆高等教育的特殊国情。

三、教育制度内部的问题
　　在大学着手解决上述问题时，又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于教育系统的内部。归结起来，其中一部分发生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贯通上，另一部分产生于高等教育自身内部。
　　在我国现有的教育制度中，高等教育分专业教学的特征前移到了基础教育阶段，这就是分科教学，于是出现基础教育阶段学生文理分离、“过早专门化”的问题。在一些学校与家长的心目中，高中乃至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学习的主要目标甚至唯一目标就是进入大学。于是，基础教育解决的只是知识学习的任务，达到高考的要求，因此，可以不设音乐课、体育课、美术课，可以对非高考科目偷工减料。到了高中阶段，则出现了文理分科的情况。这种分科教学的方式，呈现出一种过早和过分专业化，导致学生知识结构不够合理、眼界相对狭窄，理科学生人文素养偏低、文科学生科技素养不足。大学就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完成高等教育阶段的人文、科技、伦理的教育，另一方面要补上基础教育缺失的“课程”。
　　在我国高等教育中，虽然就主导方面的号召看，对文理交叉渗透的呼吁已有多年，但文理分离的现象依然存在，在一些地方还很严重。由于文理之间缺乏了解和沟通，客观上尚存在着“五重五轻”的现象：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重书本，轻实践；重共性，轻个性；重功利，轻素质。概括而言，重教学生做事，轻教学生做人。这种现象发展下去，导致文理之间缺乏了解和沟通的“两种文化”现象，即“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在年轻人中间还存在着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缺乏了解。”
　　为根本改变这种分离的问题，当然有待于整个教育系统的共同努力，而大学则要从自身的变革入手，特别需要加强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注重文化的整合。

四、实践中的几个难点
　　真正要实施将科技教育、人文教育、伦理教育溶为一体的整合教育，是一件复杂的系统工程。就目前而言，大学至少会有以下几方面的难点：
　　首先，在相对落后的经济基础、科技基础上实施人文教育、伦理教育问题。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培养与培训高级专门人才，取得新的科研成果并转化为生产力，体现了科学知识和技术的价值。在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过程中，科学技术日益显示出其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也为人们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在人们崇尚科学技术的程度与日俱增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一部分人对人文科学、对伦理道德误解的情况。这些人急功近利，主张“技术至上”、“利益至上”、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和效率，“迷失在利益中”；而认为人文科学是空的，对人文科学持轻蔑的态度，为了获取利益可以藐视伦理道德。如何在我国经济与科技仍然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让人们重视人文教育与伦理教育，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据我校对2001届毕业研究生的抽样调查，文科生中只有24％认为就业形势较好，无人认为很好；而IT专业的则100％认为很好或较好。这反映了一种社会需求，也许还折射出一种社会心态。
　　其次，大学对待科技、人文、伦理整合教育的价值取向问题。在繁杂的工作序列中，大学自身把科学教育、人文教育、伦理教育的整合看作是长远的事情，是软任务，而不是一项大学当下必须关注的、迫在眉睫的硬指标。
　　我国全日制高等教育正处于规模扩张的阶段，1998年招生规模为106万人，1999年为157万人，2000年为221万人，2001年为268万人（计划为250万人），2002年计划为275万人。这样的发展速度，给大学的校长们带来了一大堆问题：如尽可能补充高水平的师资、良好的教学设施、生活设施等。大学必须集中力量解决这些问题。一些办学条件好的大学则将其资源更多地用在提高学校科研水平与排位上。而扩招形势下的科技、人文、伦理整合教育的工作在一些高校被置于次要的位置，甚至只能暂时后移。这里的种种矛盾，处在实践第一线的大学管理者们必须寻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再次，教育内容的针对性与可接受度的问题。在实施科技、人文、伦理整合教育的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如何有针对性地组织教学内容。我们常以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作为基本的人文、伦理教育的内容，这是很有必要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如果我们的教育离开了时代特征，离开了科技高度发展的水平和特点，我们的教育在一定意义上是苍白无力的。基于高科技的犯罪，如金融欺诈、盗用版权、抄袭科研成果，很大的比重出现在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越是高科技发展，越需要在人文、科技素养基础之上的伦理水平。很难想象，高科技掌握在一群伦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才”手中，会对社会产生的后果。伴随着高科技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社会上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五精五荒”的现象：即精于科学，荒于人学；精于电脑，荒于人脑；精于网情，荒于人情；精于商品，荒于人品；精于权力，荒于道力。说到底，人文、道德是科技发展的最终保护罩，没有人文关怀的人类可能会是一场灾难。与此同时，鉴于现在文明是基于高科技基础之上的，因此，有必要组织专家梳理出与当代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科学观念、科技知识，作为大学教育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

五、加强人文、科技、伦理整合教育的选择
　　人文素质是核心。人文素质包括知识的、情感的、意志品质的诸维度内容，文、史、哲、艺术以及现代中外文化精品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认为，大学应该提供这样一种教育，“这种教育不仅赋子他们较强的专业技能，而且使他们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塑造健全完善的人格，”为此，他建议大学要加强人文学问的传授，要求学生“除主修像化学、经济学或天文学等一个专业外，还要跨越不同的学科，从道德哲学、伦理学到数学逻辑，从自然科学到人文，从历史到其他文化研究广泛涉猎。”我国也有许多大学开展“百篇名著选读计划”，与此有相同的思路。
　　科技素质是基础。科技素质中，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是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知识是有限的，而人的想象力是无限的，要教会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一般地，逻辑思维的条理性、数学思维的精确性、实证思维的可靠性、直觉思维的创造性是人的思维的重要品质。大学在传递知识的同时，应该传递一种获取知识的方法。由于未来社会对教育提出了近乎矛盾的双重要求，“一方面，教育应大量和有效地传授越来越多、不断发展并与认识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知识和技能，因为这是造就未来人才的基础；同时，教育还应找到并标出判断事物的标准，使人们不会让自己被充斥公共和私人场所、多少称得上瞬息万变的大量信息搞得晕头转向，使人们不脱离个人和集体的发展方向。可以这么说，教育既应提供一个复杂的、不断变化的世界的地图，又应提供有助于在这个世界上航行的指南针”。如美国早在1989年就制定了一个宏大的“2061计划”，这项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大力提高学生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水准。
　　伦理素质是保障。对大学生的伦理教育要解决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层面上的问题，主要的是实践的问题，而不仅是纯粹的理论知识问题。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号称“礼仪之邦”。当前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处在知识经济悄然兴起的时代，这些对现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重大影响。在这瞬息万变的时刻，对社会生活最为敏感的青年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需要有人给予正确的引导。大学责无旁贷。应当认真反思大学德育的得失成败，找出一些有规律性的东西，发现一些典型的案例，改进教育的方法，从而提高大学的接受程度。
　　《大学》指出：“大学之道，在明德、亲民、止于至善”。高等教育要塑造合格人才，就必须打破急功近利的狭隘的功利主义，回归大学的本体育人功能。大学要不负众望，就应不断去追求、探索，从而使自己不仅成为传播科学技术的知识殿堂，而且成为实践美德、追求高尚的精神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