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收到申请4.7万份，申请数比去年增长22%；基金总数22亿元，比去年增长9%。如何既保证占申请数20%的支持率，同时维持面上项目20万元的支持强度，是现在面临的问题。”今年初出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陈宜瑜院士在两院院士大会期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描述他就任后的自然科学基金申请现状。

    陈宜瑜表示，国际上多年来研究基金的经验表明，达到至少20%的支持率，才能够保证一些好的科学思想能得到基金支持。所以这20%的支持率是不能降低的，否则可能导致一些非常好的思想火花熄灭；而我国科技界已经面临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问题。

    他常常觉得惋惜，很多年轻有为的科研人员，成为研究团队带头人以后，为了维持团队运转，每年要花大量的精力去写申请报告和接受评审，差不多只有三到四成的时间真正用于科学研究。

    在谈到基金支持强度时，陈宜瑜说，20万元的面上项目已经不能解决“生存”问题，当然不能再降。再降，科研人员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争取课题。现在很多在海外颇有成就的中国学子，也很想回国做研究，但听说国内申请经费和课题要占据太多的精力和时间之后，他们却步了。在国外，科研人员可能花20%的时间申请经费，80%的时间做研究；但在国内这个比例可能要颠倒。

    陈宜瑜说他个人感觉比较理想的状态是，面上项目支持强度达到60万元，这样可以基本解决一个研究小组的“生存”问题，研究人员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中。

    陈宜瑜在谈到了基础研究投入分配问题时认为，发展基础研究需要重视两个驱动力的关系。一方面，要保护科学家的自由思想，鼓励原创性发现，对这些要保证足够的投入，因为这是科学的奠基性工作；另一方面，要重视国家需求，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直接需要的基础研究，要在目标驱动下，有计划、有组织、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予以支持。例如袁隆平的超级杂交水稻研究，带来一系列如基因测序、功能基因组研究等基础研究问题，对这部分属于国家需求范畴的基础研究也要给予足够支持。陈宜瑜强调，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以一种驱动力简单代替另一种驱动力。如果大家都以国家需求为目标，从事现在能看见“用途”的研究，可能我们就会失去再向前走一步的机会。

    陈宜瑜说，发达国家能够多途径支持基础研究，例如很多企业从自身长远发展的考虑，会大力资助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而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主要还是依靠国家投入。这就需要考虑增加基础研究在整个研究开发资金中的比例。韩国基础研究在国家研发资金中所占的比例达到30%—40%。而我们所占的比例就低得多。我们需要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只有基础研究上去了，才能有后劲。没有基础研究，后面的一切都是空中楼阁。(张庆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