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封讨伐上海某著名学术刊物的“公开信”在学界引发了各种不同声音，信中指出“该杂志已经变成了一本小圈子刊物，一本大学的个人实验刊物，一本主编为自己谋名利的刊物”，核心观点是该杂志主编将杂志变成了少数人的“学院派卡拉OK包房”，造成杂志质量严重下滑。

    据《羊城晚报》报道：批评家张闳认为“该杂志现在的小圈子化倾向非常明显，主编确实有把 公共资源变成私人资源的嫌疑，这取决于编辑者的道德问题，因为他没有其他力量的限制，因为从主编助理到编委，都是他的弟子和朋友；包括他所发布的文章的作者成员来看，文章作者的范围缩小了。”对于不少刊物存在“圈子化”、“一言堂”等现象早已有讨论，而“关系就是生产力”这句话在“学术致富”的道路上好像也成为了诀窍。关注知识泡沫时代的学术腐败现象、关注学术的纯洁性势在必行。

　　学院是主流体制的知识垄断策略的实施者，也是国家进行文化统制的法定代理人。学院在国家授权下圈定知识体系，建立和维系学术威权。在当下的全球化资讯时代，知识体系仍是强大的社会整合工具。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对学院学术加大了扶持力度，并鼓励学术研究与产业和商业合作，这样既增加了学院学术的影响力，又为其带来巨大的利益。学院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也达到了近几十年来的罕有水平。另一方面，学院体制进一步健全和强化，学位制度、职称制度、岗位制度的完善，使学院迅速官僚化，成为国家机构映射在知识界的一个权力摹本。

　　大批学术官僚把持着学术资源的支配权，掌控知识的价值尺度和学术等级的评判权。通过学术研究基金的审批、学术成果的鉴定、学术奖项的评审以及学术人员的职称评定和岗位聘任等“学术行政”行为，来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威。学院知识分子阶层成为新文化秩序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学术评判更多的时候是学术官僚阶层内部的利益分割。学院职称升迁看上去更像是官位升迁，它在更多的时候与学术本身无关，而是学院行政和人事关系平衡的产物。通过培养学生、研究生，学院派拥有大量的、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招生规模的扩大，有效地维持着这个学术官僚梯队的基本结构和规模。学术门户的内部则互相吹捧和互相标榜成风。

　　学者本人也在官僚化的道路上疯狂地奔走。学者不再是从前人们心目中的老夫子、书呆子的形象，而是商场上的成功人士或官场上的风流人物。一些学者名片上的各类头衔竟达十余种之多，涉及政治、经济、学术等诸多领域。至于学生，也严重地沾染了这种恶习。明明知道“博士后”仅仅是一种短暂的工作状态，与学衔制无关，更不能成为终身身份的证明，但许多人仍在学术领域和其他场合，公然将“博士后”作为一种最高学衔，附在自己的身份后面。这一行为只能证明这些人的博士学位不合格，需要更高一级学衔，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只能归咎为学界的无耻，明知故犯地捏造一个子虚乌有的学衔来为自己脸上贴金。

　　与学者无耻化的状况一致，近年来，学院内部腐败丑闻连续不断：职称评定过程中的丑态百出，大量的学术抄袭、剽窃事件，招生黑幕，评奖丑闻……由于学术腐败戴上了一张“知识正义”的面具，民众对学院知识精英又具有先天的崇拜情结，令这种罪恶更具伦理欺骗性。而由于专业特性的限制，使之又只能依赖学术界内部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清理，因而它比其他领域的腐败更缺乏监督机制，也更难以审判和惩处。

　　在陈腐和道德沦丧的学院体制下，创造力衰退成了学院派的最大特点。学院正在蜕变为单纯的知识工场，而学院刊物则已成为数量庞大的学术垃圾站。在学报语体支配下的学术叙事，以所谓学术理性(简称“学理”)自居，依赖各种超验的知识术语从事“行业修辞”，“书写”各种虚构的命题与陈述，并以此作为“职称评定”的合法依据，其结果只能营造无效的知识文本，最终构成了大规模的文字公害。国家统制的研究项目，量化计算学术成果，鼓励学者孜孜不倦地制造学术垃圾。在人文学术领域，大多数所谓“学术研究成果”从其一出版开始，就是一堆印刷废料。这样一种数量上极度膨胀“学术”，营造了学术繁荣的假象。学院机构和学者挖空心思争取各种各样的研究项目，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心理取代了学术的纯粹性。国家大量的资金投入，研究者及其助手日夜操劳，忙于制造庞大、虚假的成果数字，这种劳民伤财的学术泡沫化运动，与官僚们的“政绩工程”别无二致。而在学院体制内形成了学术的“劣胜优汰”的恶性机制。

　　另一方面，民间的独立立场的学者和批判型知识分子的工作却受到了严重的排斥。他们只能得到少数民间出版商的有限的经济资助，或者不如说是“剥削”。原创性的学术思想在多重的社会压力下，正在逐步走向萎缩。而鉴于知识生产的特殊性，知识领域里的腐败和新秩序的重建，无疑更为艰难，更加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