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先生看到了目前博士生教育中的弊端："博士生在答辩时，博导请一批老朋友，互相吹捧，其实有的论文一塌糊涂，就这样通过了。博士生这样培养是不行的。怎么办，我的办法是，把博士论文公开出版，送给全国有这个博士点的学校，这样可以起监督作用。""这些论文里，哪儿不好，哪儿不对，或者根本没有创新，都是抄来的，让大家提意见，这样才能进步。"于是，上海大学出版社推出丛书，将该校2000年博士学位论文全部公开出版，并在书出列出导师、答辩委员会名单、评语和表决结果等。
                                
    钱先生指出的时弊是准确的，初衷也是好的，但我觉得这种做法诊对了病，却没有用对药，并不值得推广。道理很简单，现在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只要把这些博士论文以及与答辩相关的信息在网上公布，同样可以达到公开化的效果。上海交大招生的事无意中上了网，马上引起社会舆论的重视。而博士论文不论质量高低，一概拿到出版社公开出版，既浪费了资金，又浪费了编辑的精力，还浪费了书号。（虽然书号在理论上无限多，但在我国是受到行政控制的）不如择优而出。

    博士论文良莠不齐，质量不高，背后有深刻的体制问题和广泛的社会原因，不能光埋怨导师把关不严。目前整个研究生培养体制都值得深入反思。最近几年，各地高等院校在争取211工程的热潮中，为增设博士点拼搏得十分热闹。一些地方院校，博士生的特殊待遇高于教授，引得许多学子纷纷争戴博士帽。还有一些官员和老板，对高学历发生浓厚兴趣，也调动公款、私款，用各种方式"攻读"博士学位。博士点增长空前之快，博士诞生空前之多，堪称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观。然而，奇观的另一面就是学术水准的整体下降。就我了解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今博士的水准，大大低于80年代前期硕士的水准。二十年前的硕士论文，居于学术前沿的创新之作俯拾皆是；现在的博士论文，又有几成能够接近学术前沿呢？

    今年夏天，我参加了两个出版社的作者聚会，接触了几位正在担任博导的中年朋友。要说他们不想培养像样的博士，实在冤枉。但现行的制度安排，使他们想培养人才，也难以如愿。

    他们议论的难题之一，是招生的自主权太小。博士生的培养，关键在于选材。如果一个学生气质上循规蹈矩，导师很难赋予他学术创新的能力。现在由于外语考试、政治考试是硬杠杠，一些导师相中了学术上可造就之才，就是招不进来；一些考试门门合格，但学术上不堪造就的考生，又没有权力推却。我们在饭桌上谈起某小城市有一个青年，在中学教书，颇有才华，发表了不少精彩文章。在座的一位博导马上说，让他考我的博士生，只要外语过线，其他我包了！可见求贤若渴。但他们又为外语考试把人才卡在门外而苦恼。70年代末，于光远先生招研究生，先看论文，考生论文不行，面试资格都没有。有一位考生，提交的论文有重大学术创新，外语一窍不通，于光远不但把他招了进来，而且让他免修外语，顺利毕业。后来，这位考生果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议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在，再也听不到这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佳话了。

    他们议论的难题之二，是现在的社会环境，使博士不能集中精神治学。另一个博导朋友告诉我，他有一个博士生，有科研能力，但经济负担太重，家里老婆孩子都要他抚养，现在的助学金，连维持自己的生活都不够。于是，这个博士生就在外面拼命带课，一星期上课20学时，还有多少精力写论文呢？

    钱伟长先生提出的问题，不妨引起更广泛的讨论，让更多有识者会诊。
                                   
    （二）

    博士生教育在中国大陆，不过二十年左右的光景。二十岁的青年，正是最有活力的年华。然而博士生教育，却已步入老态。也许，有人不同意这种判断。的确，从数量上看，中国的博士生教育还处在强劲的增长中，据说近几年，要从每年招收一万多名博士向每年招收五万名博士的台阶攀登。然而，在数量迅速增长的同时，质量也在迅速下滑。

    二十年前，中国博士生导师的含金量是很高的。连一些一流学者，都不敢申请博士点。苏州大学的钱仲联教授先生只申请硕士点，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们自知学术地位并不比他高，于是建议他设博士点。那时培养的博士水平也是很高的。八十年代毕业的第一批博士多数处于学术前沿，甚至没有毕业，其学术领先地位就已经得到同行的公认。对这样的博士，给予较高的荣誉和待遇，是合情合理的，对于学术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博士点和博士生的含金量便开始下降。老一代的博导退休了，去世了，他的博士授予权就转移到了本校本系本所本室的新一代人手里。如果新一代的导师也是国内公认的名家，博士点还算名副其实。但人们更多看到的不是青胜于蓝，而是二世而衰，乃至二世而亡。博士生越招越多，考生的整体质量自然与八十年代前期不可同日而语。就算导师本人够格，面对生源质量下滑也无可奈何。以至一些名牌大学的博导发出博士硕士生源不如本科生的慨叹。更麻烦的是官员们也看上了博士、硕士头衔的好处，于是纷纷挤进来攻读在职博士、硕士，他们入学考试和普通考生就不是公平竞争。有人入了校，不上课，有些省级领导干部甚至让导师坐飞机专程到他的官府上门面授，还有官员的毕业论文是秘书捉刀代笔。现在，中国博士生的整体学术水平，不但不如八十年代前期的硕士生，能不能超过那时的本科生，也很难说。

    然而，这种博士教育质量下滑，博士含金量降低的现实，并没有得到教育界的正视。许多大学对博士的盲目追崇有增无已。一些大学引进师资非博士不得入门。一些大学要求五十岁以内的教师都要去攻读博士，否则不予评教授。一些年近半百的教授、副教授，只好放下日常教学，离乡背井，去攻读博士学位。

    在这种以增加博士点为首要目标的导向下，最受伤害的不是位居国内前十名的名牌大学，因为这些大学的博士点已经不少，想增加新点也不难。最受伤害的是那些地方综合大学。他们的财力本来就不如名牌大学宽裕，有限的财力和校系领导的精力，又都投放到争取设立博士点上。为了建立博士点，他们费尽了心机，天南海北地寻找学科评议组成员联络感情，拉关系。据说，为了增设一个博士点，投资数量达几百万元。在这样的气氛里，博士点的增设很难不演变为设租寻租机制。

    本来，考察一个大学，特别是综合性研究性的大学，首先是衡量学术水平，学术思想活跃，能够在国际国内居于领先地位，有一批名教授，能够培养出好学生，就是好大学。一个大学办得好不好，同行自有公论，社会自有公论。现在，这些都不讲了，变成了量化标准。博士点硕士点的多少，就成了衡量大学地位的硬指标。一个大学，一个院系，一个学科，如果拿不下博士点，教学质量再高，学术成果再多，也是白搭。在这种气氛里，人们的兴奋点便从学术创新，转向学术包装。转向争取什么级别的课题项目，拿到什么级别的刊物发表，用什么公关方式达到这个目的，而学术问题本身，却被冷落到一边。

    所以，本文的题目就叫：博士教育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