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只马后炮。
大概在四年之前,在华夏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并校风,一时之间,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所谓“强强联合”,出现了一所又一所规模你大我更大的大学,动辄上万到几万学生,国家一掷几十亿,仿佛世界一流大学就这样在中国呱呱坠地了。我们的确为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没有一所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世界一流大学而感到遗憾,为新中国55年没有出现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牌的科学家而感到遗憾,但是,难道世界一流大学就是靠规模、靠高楼办出来的吗?一时之间,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作风弥漫了中国的大学界,诸如系升级为学院、学院升级为大学,大学兼并合并,办学产业化,兴建超高层高楼大厦以及大学城,蔚然成风。
现在读了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原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的文章《我对高等教育发展中若干现象的迷惑》深有感触。杨福家先生,先前在中国做过复旦大学的校长,随后受聘到英国担任世界名牌大学诺丁汉大学的校长三年。此事当时是中国的一条引人注目的新闻,传为佳话。这样杨福家校长自然有了新的世界范围的阅历与视野,从而对于中国大学的这样一股华而不实劳民伤财贻害无穷的并校风建楼风提出了切中肯綮的批评,其良苦用心,感人至深。
笔者身处山东大学近处,亲身听到看到这种并校行动实在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山东大学为了办成“高水平”的大学,1999年合并了原来的山东工业大学与山东医科大学,三强携手,组成了一所学生达数万人的新的山东大学。
由于原来的三所大学在各自独立发展的过程中,都形成了各自的组织体系、规章制度、办学特征、教育理念,现在强行合并,就像拉郎配一样是很难捏合起来的。许多夫妻之所以要离婚,不是因为有了第三者插足,而是许多鸡毛蒜皮的小事互相难以相容。仅教职工就达到万人的三所大学,一朝被硬生生地捏合在一起,能够兼容吗?三个大学各自独立,可以互相竞争,可以相安无事,可是中国的大学实际上是官学、是衙门,合并之后,分配乌纱帽就是一道解不开的方程式。要削平大小山头,要理顺明暗派系,要摆平各方利益,谈何容易。
其实,像山东省这样一个人口接近一亿的大省,为什么非要办成一所庞大无比、门类无所不包的综合大学呢?
为了加强领导,于是派了一位省委常委来兼任党委书记,担任压寨大王,可是这位书记大概以为自己官大权大,只要发号施令就可以大功告成,得胜回省。于是新书记走马上任之后,实际上是住在省委的高墙大院里,一边要关顾省里的要务,一边高高在上,遥控指挥他属下的大学。这样合并起来的新山东大学,哪能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岂不知,这大学是藏龙卧虎之地,哪位教授能俯首帖耳地听命你的威风?那原来三套人马的班子,哪个是吃素的猫省油的灯?哪能听凭摆布!因此此公处处碰壁,打了退堂鼓,省委只好换马,换来一位新书记。新书记当然仍然是常委兼任书记,不是专职书记。至于校长,全世界都知道,山东大学有一位中国最年轻的确实才华出众的校长,被外界认为是决定二十一世纪中国命运的百位人才之一,但是,在学校领导序列上,他排在N位党委书记之后,属于第N+1位。处在第N位地位的校长,他即使才华出众,超群绝伦,但是他处处受到挟制,怎么能有大的作为与能耐呢?
现在书记校长虽然多达N位,但是大学已经完全机关化衙门化,求见书记校长要经过道道关卡,难于上青天。仅仅凭了这样的组织形式,合并之后的山东大学, 1+1+1到底是=3,还是>3,还是<3呢?只要有实事求是之意,而无哗众取宠之心,答案是可以肯定的。
并校是捏而难合,从最近哓哓不休的分房问题也可以看到。本来,在并校之前,山东大学就动议翻建危房,各方矛盾基本上已经摆平,后来因为并校,领导一再换马,无暇下顾而拖延。可是并校之后,出现了新的利益群体,需要重新摆平,而这是最后一批集资建房,搭乘末班船,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家店,谁能善摆甘休?于是群情激动,满城风雨。街谈巷议,无不是“房子、房子”二字。久违多年的小字报频频出现在广告栏上,强烈的呼声引起了普遍的共鸣。本来,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新房已经次第建成或即将建成。如果按照历年分配方法继续照章办事,大致不会引出这么多的非议,可是现在却遇到难产。难产的重要原因之一,据说是学校领导想要取得优先分配权,行政干部想要得到特别照顾等等,于是受到了群起而攻,学校领导陷于欲罢不能,欲行不能的困境。处在建房、分房矛盾旋涡区,有名两位髦耋之年的老教授,近日接连呜呼,人们都说是被气死的。时至今日,领导已经不敢一意孤行,强行分房了,但是完全考虑群众的意见又难以采纳,于是只好搁浅,陷于进退维谷的地步。究其原因,也算并校留下的后遗症。平衡利益,这是做领导的最大艺术。并校之后,打破旧的利益平衡轻而易举,但是要建立新的平衡机制谈何容易?不用说派个省委常委来兼任校长,恕我冒昧直言,就是省委书记亲自礼贤下驾兼任校长,也是会束手无策的。一个合并之后,教职工达万人的大学,分房问题,说它小就小,说它大就不可等闲视之了。它埋伏下的隐患不知需要多少年才能够化解。
新的山东大学本来也是准备另择新址,另起炉灶,新建一所大学城,只是后来据说是因为投资过大等原因而作罢。现在,除了增加了一个具有集权功能的庞大臃肿的校部机关和一个科系庞杂的“大而全”的组织体系之外,仍然是三大块各唱各的戏,各吃各的饭。如果能够在形式上做到“合三为一”自然要好一点,可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学就是“综合大学”的基本条件与特征吗?高水平大学、一流大学就是科系叠加人海密集包装起来的吗?
以解放后山东大学的几任校长而言,第一任是华岗,作为学者,他名声显赫,著作等身,作为官员,解放前他最后担任过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官位不可谓不高,可是他在担任校长的时候,爱护师生,勇于开拓,关心教学,平易近人,使学校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被称为山东大学的“黄金时代”。据当时任校刊编辑室主任的史若平先生说,每逢春节,华岗门口总是有络绎不绝的师生前去拜年。华岗之后的校长如成仿吾,也是一位学者型的校长,建树颇多、口碑颇佳。总之,历任校长,都是专注学校工作,绝无旁骛之举。他们起马还留下了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全校师生员工,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不经过任何通报就可以径直闯
进校长办公室,和校长谈话,反映意见,而现在这些作风都成了人们还需要怀念的历史。一个大学,书记校长变成了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群众敬而远之的官僚,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的理想岂不变成水中月、镜中花?
山东大学的并校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性,笔者无法论断,但是听到的来自各地各大学的流言蜚语却都是负面的观感,确是事实。回想四五年前的那股并校风,刮得何其迅猛!叫人不觉想起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一人说好,全国就要只争朝夕,立刻响应。那种头脑发热、强迫命令、好大喜功、华而不实的作风,那种不搞科学论证的工作方法,那种拒绝任何不同意见的专断作风,那种不惜劳民伤财的态度,总之,毛泽东不余遗力倡导于上全力推行的那种一意孤行贻害无穷的作风,在全国高校的并校浪潮中,借尸还魂。
文革之后,山东大学总算有了大约二十年的平稳发展,各种矛盾逐渐化解,但是又来了一次三校大合并。这一次合并表面上没有破坏,并且得到了像淌水一般的银子,乘着大学产业化的东风,好象变魔术一般,迅速地兴建了一幢幢漂亮的大楼,但是却弄得山头林立,寨门遍地,暗流纵横,由原来的校系两级扩充为校院系三级,机构庞大,叠床架屋,学校越来越衙门化、官僚化,也越来越市场化、商品化。古人云:大有大的难处;尾大不掉。如果联合之后,采取联邦制或邦联制,成立一个什么董事会或委员会,实行虚位领导,人权财权教权各自独立,各负盈亏,也未尝不可,可是我们手握生杀予夺大权领导们,头脑一发热,不问青红皂白,不听取任何不同意见,就要一声令下,马上敲锣打鼓、张灯结彩,联合告成。试问,这样瞎折腾,怎么办得出一流大学呢?
至于说到分派一位省委常委兼任校长,也是一石三鸟之计。一石者,常委本人可以借此可以名正言顺胸有成竹光明正大地获得教授或博士的头衔,如此美差,何乐而不为?二石者学校可以一竿子通天,财源滚滚,又何乐而不为?三石者,可以直接控制本省的最高学府。这是当局者最为重要的苦心秘计。一个省的最高学府,规模越大,精英聚集越多,可能出现的麻烦也越多。本来,学者和将要培养为学者的人,都是一些用脑袋走路的人。用脚走路和用脑袋走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走路方式。用脑袋走路是不需要借助工具的,连汽车、飞机、火箭也不需要。用脑袋走路可以无远弗届,无坚不摧,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可和古人对话,可和星客对弈。他们不承认有不可碰撞的权威,不承认有不可逾越的精神禁区,不承认有永恒的绝对的真理,不承认有一锤定音的学术法官,更不承认有一位可以盖棺论定尘世公理的至高无上的人间上帝。这些用脑袋走路的人都不是听妈妈话的好孩子,不会循规蹈矩,不会三从四德,不愿意墨守成规,不愿意做“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蛀书虫,他们都好作发散思维,好离经叛道,好胡言乱语,好说三道四,好发表不合时宜的高见,在有了一百个答案之后,还要寻找第101个答案,尤其是爱和权威叫劲,你说只能走这条路,我偏偏要证明阁下说的不是正理真理好理。这种用脑袋走路的人,通常被边缘化,成了不齿于某些权威的另类,异类,异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环顾域中,世界上的一流大学就是因为有一批用脑袋走路的畸形人,他们再培养出一批徒子徒孙,于是种子绵延不绝,一流大学也就呱呱坠地。从办大学来说,从培养杰出人才来说,这是公认的不二法门,但是这种办学方式怎么能够容许呢?是可忍,孰不可忍?不能不严加控制。这大概正是大学要合并,实行大集中的集权领导的深层意图,起码是更加能够实现这种意图,所以大学并校也就风起云涌,在中央、省与地市,一呼百应,遍地开花。
现在奉派到大学来加强领导的都是一些怀里揣着一张大学文凭的人,他们具有从政的历练,春风得意,青云直上,可是他们已经政客化官场化。靠这样的人领导大学,能不能办出一流大学,就只好拭目以待了。
还是以山东大学而言,窃以为1+1+1<3。本来种下的是一棵蜜枣,结出的却是一粒酸枣。这大概是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