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的评价标准是思想

作者：蒋高明

    发表文章、评定职称、申请经费、岗位考核、晋升空间、生活改善……上述问题是当今几乎所有中国知识分子都要面对的。由于生存压力和科研文化环境污染，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各种异常现象，其中最让人深恶痛绝的是“学术腐败”——有些教授不是“钻研学术”而是“钻营学术”，不愿为本科生上课；有些研究员满天飞，对项目主管部门自愿当“三陪”(陪酒、陪笑、陪玩)，拿到项目后摇身一变当老板，对于什么原始创新，根本不去理会。在一些研究所里，仅以文章和经费论英雄；而文章中，中文的不算数，只有高影响因子的SCI才算文章。中国还有学术吗？怎样评价科研人员的学术水平？国外的科研院所和大学是否也要面临学术评价的尴尬？这些疑问在资深出版人刘硕良先生策划，刘明先生所著的《学术评价制度批判》中都有所涉及，对于不良学术风气批判可谓“入木三分”。该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发行，社会学家、北京大学郑也夫教授作序。

    何为学术？作者引用梁启超的话来界定学术：“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而在中国人传统的意识了，“学”与“术”是混为一谈的。自先秦时代起，学术二字相连属为一名词，泛指一切学问，是“即以器以明道”的形而上认识。我国古人向来“重道轻艺”，对于“学”强调的多为做人的道理，人的聪明与否，是看他有没有进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因此，古人除了学者连许多高级官员甚至皇帝在内，他们的诗、词、赋、文、字、画都是何等了得的。而对于“术”，即今天西洋人的玩意儿，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认为是雕虫小技，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许多领域被赋予了神圣的光环，根本不去涉足。如对于月亮的认识，多停留在“嫦娥玉兔”的美好传说中，而不像今天的人们那样，发明了火箭到月球、火星上看个究竟。

   然而，由于祖先们太超脱、太逍遥了，以至于当西洋的“坚船利炮”轰开我们国门的时候，西人们看到的是中华帝国在自然科学上的“常年积弱”，是我们的好欺负。于是，有识之士纷纷留洋海外，试图“师夷长技以治夷”。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的优秀学子们，从扎大辫子的清初开始，到“洋装穿在身”的新世纪，依然是将留洋作为人生最高选择，北大、清华基本成了留美预备学校。那些“海归”们，一旦回到了他出生的热土，便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呢？是中国学术分量轻了，还是中国学者们对自己的文化尤其学术评价体系(或者同行认可程度)出了问题。《学术评价制度批判》对中国近一百年来学术评价制度的演变历程进行了回顾，并解析了欧美国家进行学术评价的做法。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刘明先生用了苏格拉底的话来批评：“朋友，你是伟大、强盛，以智慧著称的城邦雅典的公民，像你这样只图名利，不关心智慧和真理，不求改善自己的灵魂，难道不觉得羞耻吗？”“知耻近乎勇”，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张口闭口都是洋话的知识分子，听了苏格拉底的话是否感到脸红呢？洋文虽用得好，中文不会用了，国学不懂得，还有什么卖弄的资本呢？试问当今的科学家，有几人写得了诗做得了画？或最简单的要求——写得了毛笔字呢？读者或认为时代发展了，现代人不学这些了。那我们就来横向地比，相对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北大、清华(西南联合大学)；或者相对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科学院，我们与西方的距离是缩小了还是拉大了？至少笔者感觉到，我们这个时代是缺乏大师的时代，是缺乏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氛围的时代。《学术评价制度批判》里介绍了20世纪40年代的院士评选，那个时候选出来的院士至今还有很大的影响力。

    针对二三十年代的留洋和崇洋热，蔡元培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为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今日之科技界，早将这样的教训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今当中国知识分子最最崇拜西洋科学家，听听他们怎么看待以论文数量评价学术优劣的做法吧。肯尼迪是前斯坦福大学校长、著名生物学教授，现任Science主编，他认为“从数量意义上，用研究成果作为任用或者提拔人才的标准，是一种不合适的思想。平庸学识的过度生产，是当代学术生活最为夸大其辞的做法；它会因单纯的篇幅而隐匿了真正重要的著作，它浪费了时间和真正宝贵的资源”。好啦，洋人老爷下指示了，国内科研院所或高校中，那些将SCI得分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单位领导，你们评价科学家的思维方式是否该叫停了呢？

    其实，我们很难采用一把标尺来评价他人的学术成果，唯一的做法是有一种宽容的心态，给做学问者以充足的时间，让他平静下来；而做学问者要永远保持一个平常心态，一种谦虚谨慎的精神。一流的评价标准应当是看其思想或者创造力，但这要求评价者本身是有思想或创造精神的人；二流的评价标准是成果，但这要求评价者是个识“货”的人，即伯乐。如果没有熊庆来，怎么会有华罗庚呢？华罗庚连大学都没上过，放在今天的科研院所，也只有扫地的份了。蔡元培能将教国文的中学教师周作人聘到北京大学做教授，今天的北大教授里几人能有周作人的功底？三流的评价标准才是“计件”指标，是SCI，其中的好处是谁都会数数，有小学水平就够了。现在，全国上下都用这个三流的标准来衡量国内的学术，长期下去是非常危险的。正是因为采取了三流的学术评价标准来衡量，“逼良为娼”，科学家作假、作秀就难以避免。而最受害的是青年。在一个充满创造力的黄金年龄时段，中国博士生们残遭2篇SCI(许多单位规定没有2篇SCI不能获得博士学位)压迫，变得毫无生气、毫无创造力，甚至厌恶科学。青年人对科学不感兴趣，还奢谈什么创新呢？管理者也不仔细去想想，国内有那么多的大学和科研院所，每个学生要求写SCI，全球所有的SCI刊物都发表中国人的文章也不够啊。强烈呼吁科研院所、重点大学，取消博士生必须发表1~2篇SCI论文才能获得博士学位的硬性规定，将青年博士生的创造力解放出来。

    “为天地立命，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才是科技工作者的最高境界。科学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如果科学的出现，造成了人类的毁灭，试问这样的科学还有什么意义？同样道理，科学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判断科技工作者的学术水平，是一种同行认可，如果采取的评价标准选择的出来的所谓“人才”是对社会没有用处，是一些“自私自利”的人，是一些只认SCI的“低级趣味”的人，这样的人又怎么能使国家整体形象提高呢？在科学殿堂上，怎么会有中国人的位置呢？

文章来源：《科学时报》2006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