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教师与学生的联合体，是学术共同体，大学的一切是为了教师与学生，大学是为了一切的教师与学生，大学是为了教师与学生的一切，大学制度必须体现这一点，大学的所有具体制度必须服务于这一点。
　　
　　十字路口的中国大学体制
　　
　　编者按：去年11月20日，温家宝总
理在中南海主持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提出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的问题；本报上期曾对发生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事件”作了追踪报道。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的背景下，大学问题已经不再只是阳春白雪，它同时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民生话题。大学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既关系到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也直接关系到无数普通学子和教师及其家庭的命运。大学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的焦点话题，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那么，中国大学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应该怎样改革才能具有竞争力，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张鸣事件”总有落幕的一天，但对中国大学问题的反思，却不应因“张鸣事件”的落幕而结束。为此，本报约请了部分专家，就大学体制改革展开深入的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质变，经济的实力与规模今非昔比。不考虑增长的环境成本，按目前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日本，与德国并列。地是同样的地，人是同样的人，为什么经济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关键在于制度，是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转变为分权的市场经济制度带来的。中国的经济由过去的计划安排或有形之手的自上而下的平衡，变成了现在的市场安排或无形之手的制衡或互为条件、互相依赖。也就是说，过去的经济是上面审批之下的下面之间的平衡，现在的经济是上面服务之下的下面之间的制衡，平等的经济主体之间———企业之间、企业与员工之间、员工之间———的制衡。这种由集权的平衡到分权的制衡，实现了人格与人权的平等，“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达到了多方共赢。

　　但在经济上从计划体制走向市场体制的同时，服务于这一经济基础的大学制度却变化不大，仍是基于传统计划经济的平衡体制，没有形成面向市场经济的制衡体制，没有足够的公平的竞争。由此，中国的大学问题不可能不严峻。

　　古人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今人言，坏的制度使好人变成了坏人，好的制度使“坏人”变成了好人。大体上我们可以说，西方的中世纪、中国的秦汉至明清实行的是比较坏的制度，是王即制度、帝即法律，人可以因为理念、信仰、言论的不同而被处死；中世纪以后的近代西方、现代的中国，在向好的制度发展。但是很显然，由于历史、文化、传统、起点的不同，各个国家制度建设的进度与质量是相差很大的。具体到中国来说，只是到1978年之后，才重新定位于制度化的方向，即制度管人，这里的制度就是全世界已经公认的人格、人权之保护与物权之不受侵犯。应该说，这些基本制度，中国已经在宪法层面上确立了。现在的问题是，与基本制度相适应的行业制度还多有空白，大学制度就只建立了50％，因为直到今日，中国的大学，绝大部分没有构成大学制度基础的大学章程或大学宪法。看起来我们的大学似乎有不少制度，但遗憾的是所有那些制度都只是局部的、分割的、非根本性的，甚至是缺乏可操作性的、相互矛盾的，与国家基本制度往往不一致。

　　如果说国家的基本制度是保护每一个公民的人格与人权，那么可以说大学制度就是保护教师与学生的人格(教格与学格)与人权(教权与学权)。大学是教师与学生的联合体，是学术共同体，大学的一切是为了教师与学生，大学是为了一切的教师与学生，大学是为了教师与学生的一切，大学制度必须体现这一点，大学的所有具体制度必须服务于这一点。从这一点出发，大学不是行政机构，大学是扁平的，大学的所有教师拥有平等的治校权利，大学的校长、院长不同于军队的师长、团长，他们是服务员。正如温家宝总理在3月16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所说：“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政府工作人员除了当好人民的公仆以外，没有任何权力。”政府尚且如此，何况大学？

　　但是，目前的大学制度或事实上的大学制度与大学的本质———大学是教师与学生的联合体，是学术共同体———还有相当距离。这首先表现为目前的大学体制主要是纵向平衡，类似政府机构、军事单位，由学校自上而下地对学院之间的关系进行平衡，学院再自上而下地对系或教研室之间的关系进行平衡，系或教研室也时常是对教师之间的关系进行平衡。由于学校不同于政府、军队，平衡者与被平衡者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平衡的难度很高，管理的成本很高，不少校长好辛苦。由此，中国大学校级领导的数量常常是国外大学的3－5倍(还不考虑庞大的校部机关)，院系级领导的数量常常是国外大学的2－3倍。如果中国的大学只配置1个校长、2－3个副校长，显然不可能完成这种平衡。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减少校级和院系级领导的数量呢？惟一的办法就是大学体制由纵向平衡转为横向制衡。所谓横向制衡，就是权力(相应的也是风险)的分解，领导者就是服务者，大学(学院)相当于一个议会，所有的教师都是议员，至少所有的教授都是议员，议长、副议长没有比议员更多的权力，但有更多的责任和与此相应的更高的工资。

　　自然，正如议会一样，为了效率必须分工，大学要设立各种横向的委员会，比如，除了全校(全院)的教授会以外，还应该有分学科的教授会，经选举产生的全校(全院)学术委员会、学风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经费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人事(包括校长与院长的决定)委员会、办学质量委员会、学生事务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的委员拥有平等的权利，是决策机构、立规机构(还可以有咨议机构)，学校的机关是这些委员会的秘书服务机构。学校或学院的领导不再既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可以专任总经理或秘书长，如此一来，学校或学院的领导其权力与责任就匹配了，其工作时间与工作任务就匹配了，就可以作为一个职业管理者(校长)、专门管理者(院长)履行自己的义务、发挥好自己的角色(双肩挑可能两头都挑不好)。

　　据了解，现代大学校长职业化已成趋势，美国的大学校长一半以上已没有学者头衔，因此不可能担任各种委员会的主任之职。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学校(学院)的领导不容易变坏、变质；教师之间(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在权力平等基础上的竞争与合作，因此更容易和谐；学校(学院)的领导与教师之间的关系也更容易成为一种伙伴关系。

　　大学制度所要求的这种横向制衡当然首先要体现在《大学宪法》或《大学章程》里。吉林大学已经有了《吉林大学章程》(其中有这样的规定：学院院长不担任学术委员会与教授会的主席)，中国科学院已经有了《中国科学院章程》，笔者期望中国所有的国立大学、国立研究机构早日出台自己的“章程”或“宪章”。

　　笔者深信，没有这种横向制衡的大学制度，中国的大学是不可能产生大师、名师的，中国的大学更可能在内耗中衰减！中国将不可能成为创新大国、创业强国！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