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神经病学
我上医学院二年级时，选了一门“高级”神经解剖学，教师是解剖科的里奥克(Davtd Rinch)教授。整个课程只是由班上十来个学生每人用蜡塑泥塑一个人脑的模型。从几种意义上说，那真是孩子的游戏：造一个大型的玩具，用的是一些装配的木钉并装有伸出的一些金属丝，在它们上面用不同颜色的泥料塑出脑内各个神经核的结构，再加上一点美学上的经验，使它做得合适而不致于散开；最后，不无迷惑地对脑的宏大及当时无法想象的复杂性的既原始又天真的概念非常崇敬。虽然如此，在1934年，当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真是不知道的时候，完成的那个模型似乎真有了某种意义。我们把那些金属丝安装得代表从脊髓进入脑底部的感觉神经束，交错着从脑干下来的管理运动的神经纤维束，还有向上散开的交通纤维，与基底神经节、小脑、丘脑以及代表下丘脑内结构的一些蜡泥小球等相连接，这些都有纤维整整齐齐地相连，再发出来，向上到达最高的大脑皮层，就像我们的模型有意表明的那样，所有的都是由这个大脑皮层管理爱纵的；真像是一个奇妙的电学装置。做好了这模型，并经教授仔细检查之后，我们把它喷上油漆，然后带回住处。我很满意自己做的那个模型，并且一直保存了l 5年，直到后来它在一个柜子架上完全干裂成了碎块。

这项只化了3个月功夫的简单机械性的爱作，却有长远的魅力。在医学院的后两年，当我在波士顿各个教学医院当见习大夫的时候，最使我感到兴趣的病人，也是我在病房里和到图书馆里花时间最多的病人，是患神经性疾病的病人。

做出一个神经病的诊断，其本身就是一种竞技。你需要使用3种道具：一个用来在肌肉和肌键上引出反射的橡皮小锤，一个试验疼痛感觉的大头针，还有一团棉花(有些神经病科医生用一根羽毛)用来试验轻微的触觉。用大拇指指甲搔划病人的脚底，观察脚趾是否向脚背那个方向伸展，并且互相分开；这个反射称为巴彬斯基反射，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神经检查。出现这种反射，意味着人体内长长的运动神经通路已经有了损坏，并总是表明确实有了问题。

我在医学院最后几年和在内科做实习医生的时候，在我头脑深处一直想有一天我要认真学习神经病学。有人告诉我，我应该试一试去进雷普金斯、麦吉尔、哥伦比亚、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及哈佛，但我不知道哪一处更好些，也不知道它们各自的专长有何不同。后来到了l 938年，我还没有做完实习大夫，一天，有人告诉我洛布博士(Robert F．Leob)就职为纽约神经病院的院长，认为我应该看看是否有到那里做住院大夫的可能。洛布虽然年轻，但已经是哥大内科的著名成员，他在阿迪森氏病、’署上腺皮质的代谢功能，以及水盐控制生理新领域内的各项工作，使他在国际上享有声誉。他从来也没有从事过神经病学，但是被人说服，离开了他在长老会医院正教授的职务．去重新组织神经病院并使它现代化，设法将比较近代的研究引入一向很有威望但只有很少科研兴趣的那个临床机构。

这是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过去神经病学一直是内科里的一个全为描述式的部门。一挨临床大夫弄清了脑或脊髓内的那个(或那些)病变的位置(需要有足够的神经解剖学知识，才能准确地确定位置。能否确切地定位是这个领域中的难题)、在治疗上却没有什么可做。因为并不怎么知道那些结构是如何进行工作的。主要的一个例外是恶性贫血。这个往往伴有脊髓内感觉和运动的那些长通路受破坏的疾病，可以用肝提取物去治疗；对于神经梅毒，发热疗法只有可疑的效果；在当时只见于长期酒客的一种少见病糙皮病，其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都有广泛的病理损坏，那是缺少维生素B造成的。有少数脑肿瘤能够由神经外科医生成功地切除；但是，最多见的那些几乎总是无法手术。在1930年代，神经病学最大的需要，显然是建立一些适当的专为研究脑髓疾病的研究实验室。

神经病院在当时有很多主治医生，他们几乎都还私人开业，并且带着“神经一精神科医生”的头衔，因为只做神经病工作无法生活，所以多数临床大夫都还兼做精神病的工作。医院里很多私人房间住进了“神神经经”的病人，是些病得不重，不能禁铜在隔壁纽约州精神病院，但神经又的确没有真正疾病的病人。有些是需要有人安慰、需要休息的痛苦的神经官能症患者，有些是想戒酒的酒客，还有少数是有巴比妥药瘾的人，他们住进医院常是来戒断(常是戒不断)药瘾。

真正的神经病都在那些大房间里，每间病房有20张床，床都相当自主地由神经病住院医生管辖，由仔细挑选出来的一些神经病主朗医生指导，主治大夫每天早上和住院大夫以及哥伦比亚医学生选做神经科的见习医生巡查病房。洛布博士每周一次，从医院楼内最高层他的新办公室里下来，到某个病房做他的“大查房”。这时的情况十分堂皇：不只是神经科的医生参加，还有街对面长老会医院内科的大群住院大夫、学生以及访问学者参加。我们花很多时间挑选在这些查房时要提出的病例。病例必须既是内科又是神经科的复杂得使人感兴趣的疾病。我们总希望有几个洛布本人诊断也有困难的病人，但据我记忆，从来也没有难住过他。洛布是位诊断大师。他所具有的天赋。过去我只在哈佛的贝斯伊斯雷尔医院的布鲁姆加特大夫那里见到过。他在病房转的时候。能够靠着某种直觉看出哪个病人正在发生某种严重问题。他还是有本领提出有意义的问题的大师，能提出有关我们面对的那些疾病的可能机制的问题，它们既使人感兴趣，但又无法明确回答。大家认为多发性硬化(这是在我们病房里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病开始于年轻的成人，突然出现些小的神经方面的问题：复视(把一件东西看成两个，双影)，说话不清，步态不稳，某个肢体软弱无力，一些感觉麻木的地方散在于各处，后来疾病发展，又周期性发作新的但同样突然到来的损坏。这一切都是由于脑和脊髓某些区域神经纤维周围包着的髓鞘发生了小片的破坏。在大多数(但并非所有的)患者，这个病进行多年，有些人在一两次短暂的发作之后，不知何故，病就过去了；但另一些人却会发展下去，后来完全成了残疾。在洛布进行查房时，以及在他提出了问题做了长长的讨论后，我相信了多发性硬化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是由于在脑髓之内出现了对抗脑自己本身的抗体。在30年代，这是一个新的概念。5年之前。里弗斯(Thomas River3)、贝里(George Packer Berry)和施文特克(FrancZs Schwentker)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已经发现：反复注射了猴脑提取物之后的猴子，在脑内产生了类似多发性硬化的病理改变。他们的这项发现纯属偶然，是在想制造对抗已知能造成脑髓疾病的病毒疫苗时得出的。在巡查病房时讨论的问题是：怎么从这个实验模型推论出那个自然发生的人类疾病?怎样以抗脑的抗体去解释这个进展多年、一个接一个发生的破坏性病变?到今天，这个问题几乎还和当时一佯未得到解决。但是现在有了新的线索：怀疑潜伏期很长的——些病毒(例如麻疹病毒)可能驻扎在脑组织里，后来产生了同时对抗病毒又对抗脑组织某种成分的抗体；现在还知道在HLA基因位点(这个位点是管理免疫反应性的遗传因子)方面，多发性硬化病的患者是和一般人不同的—群人。这些病人可能有一种先天性免疫感受的缺陷，为了对存在的一种本来没有关系的病毒进行反应，却在脑内产生了对抗自己本身的抗体，从而发生了疾病。

在1940年，洛布博士回到哥大的内科，很快又成为那里的主任。认哈佛来的普待南博士(TracyJackson Putnim)任职为神经病院的院长。普特南主要是位神经外科大夫，但是他有长期卓越的研究经历。在今天，大家仍然记得他和他的同事梅里特(HoMston Merrit)的一项发现一—用地仑丁(苯妥因)一类抗惊照(柏风)药物治疗癫痫。

普持南立即建立了一个实验室，研究在实验动物中如何制造脑脓肿，进而想找寻用手术加上某种新的磺胺类化学药物治疗脑脓肿的较好的方法。我从1940年夏天开始了这项工作；那时病房住院大夫的任务相对说不算重。

我们建立了一个非常适合而且总能重复得出来的办法，能够制造出可以观察好几个星期的慢性脑脓肿，而且和人脑脓肿的细节非常类似。这时我写了第一篇科学论文。不久有了青霉素，后来又有了其它高效的抗生素，研究脑脓肿的动物模型也就没有必要了。脑脓肿逐渐成了罕见的疾病，到今天仍是如此。 

我做完了住院大夫，并且成了这个医院获得神经病学梯尔尼(T加ey)奖学金的第一‘人，从而1941年就有了1800美元的收入，条件是去哈佛进修一年，然后回到纽约神经病院任住院总医师。那时我27岁，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能够独立，能够有钱付款，从而能够结婚的人。我和贝利尔在1941年新年的早晨到曼哈顿格雷斯教会的教堂结了婚，当天下午我们就左了波士顿。我们在长木街有了个很小但极为完美的套房，和儿童医院隔街相望，在医学院四方院子的下手。新年之后，我们就住了进去。没有几天，我们得知丁格尔(J。hn Din81e)实验室正要临时搬去加拿大新斯科合的哈利法克斯，因为那里刚发现流行脑膜炎，卫生当局因为缺少人手，所以要求哈佛帮助。因此，我们又打起行李飞到了哈利法克斯。我在那里用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新磺胺药——磺胺大嗓(磺胺陈暖)——治疗由脑膜炎球菌引起的脑膜炎，贝利尔也参加了工作，在实验室做助理，保管记录，并且把细菌的培养物送来送去。

我们在哈利法克斯住了约一个月，为几百名脑膜炎患者做了脑脊髓液的培养，取病人的和密切接触过病人但没有发生脑膜炎的人的血清，去研究抗体在防护本病中的作用，并且仔细记录了磺胺密唉治疗后该病的临床经过(凡确定了诊断的都让他们服用这种药)。磺胺哦防的效力十分神奇，只是病情发展急速，严重感染的思者才未能痊愈。他们有些在几小时之内即昏迷不醒，来到医院时已经发生了深度的休克。他们的皮肤到处都有出血和坏死的区域——看来很像几年后我从事研究的施瓦茨曼反应，这些病人在我们还未开始治疗前就已死去。其他绝大多数患者用了磺胺确陡之后很快都痊愈了。我们也没有见到晚期的合并症，例如目盲、耳聋以及智力低下，而在过去流行无法治疗的脑膜炎球菌性脑膜炎时，是会发生这些合并症的。

我们带着很多箱培养物和血清回到了波士顿。要我的实验室探讨脑膜炎球菌的问题以及它与人类施和脊髓的表面为什么特别亲合的机制。常用的各种实验室动物对这种细菌都不够敏感：免、脉鼠、大鼠和小鼠，都能耐受向静脉里注入大量活的脑膜炎球菌，而毫无表现；不到10分钟，注入的菌就从血液中消失了，表明这些动物有一个效力很大的保护机制。我决计要将它弄清楚些。头一个最简单的可能性是体内原来已经存在的“天然”抗体将注入的脑膜炎球菌杀死了。用兔子很容易试验这个可能性，所以免子成了这个实验室常规使用的动物。我们很快发现，一只正常成年兔子的血清能够杀死几乎任何数量的脑膜炎球菌。把100万个菌加到一毫升新鲜兔血清里，予以混合，在摄氏37度之下培养几小时之后，标本就变成了无菌的。如果在加入细菌之前，先把血清在56度下加热一小时，血清就完全失去了杀菌的能力。它表明杀菌的能力取决于存在着一类补体(补体是尚未完全弄清的一组蛋白质，它使抗体能够对抗细菌表面的那些抗原)。

我们认为，既然有这样一种早已存在于动物之中的强大天然免疫的实例，就能让我们看看，是否能用免疫兔子的办法取得效力更大的抗这种细菌的血清。我们把加热杀死的脑膜炎球菌的混悬液注入动物，隔一星期取一次血清。用这些标本再做开始时做过的那这种实验，向血清内加上各种数量的活菌，看看有多少能被杀死，以及杀死得有多快。在几天之内。我们就遇到了怪事：原来的兔血清能在几小时内杀死无数个脑膜炎球菌，现在，经过免疫的兔子的血清却失去了这个性质。我们用其它的一些办法证明了在这些血清里有大量的特异性抗体，例如用凝集、沉淀以及补体结合的办法都能够证明。但是，当有了特异性抗体之后，杀细菌的功能反而消失了。

除此之外，在活兔子的体内也可以见到同样的情况。把活菌注入我们免疫过的动物的血流中，然后先后做多次血液培养，测定细菌存活的时间。结果很让我们惊奇：在高度免疫的兔子里，24小时之后，血液里还能培养出细菌来(细菌阳性)。这和在未经免疫的兔子体内的情况截然不同，在未经免疫的兔子里，脑膜炎球茵在10到15分钟之内就全都消失了。

那时是1941年4月底，我忙了起来。这个问题成了激动人心的情况，既使入迷惑不解，又使人兴奋。我知道我应该在第二年1月回到纽约去做一个神经病科医生，所以我要尽快地工作。我遇上的这个情况是个古老的免疫现象，称为“前区现象”，在这种现象中，过多的抗体使免疫反应停止了(把血清充分稀释就可以不阻止免疫反应)。然而在我的实验室的差别(是个新发现)是它在活的动物体(活体)内起作用：一个经过免疫的动物，会由于免疫而失去它自己原来的天然防御能力。我认为它可能与脑膜炎以外的人的某些传染病(例如伤寒病和布氏杆菌病)的易感性有关系，我想把它弄清楚。

但是后来我一直没能解决这个问题，甚至也没能回答那些主要的问题。我也没有能够再回到神经病院去。1941年底，洛克菲勒研究所得到改为海军研究单位的通知，我被任命为那里的海军上尉，并得到通知，要我在1942年3月底之前到纽约报到，穿军装。丁格尔和我不得已同意把这个尚未弄清的活体内前区现象提前停下，并把这项工作写成文字。到今天为止，我还没能以全部时间回到这个问题上，它还悬在我的头脑里。就我所知，也还没有任何一个实验室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想我仍然认为神经病学是医学里最令人激动的领域。神经病学现在正开始进入原来认为是精神病的问题之中。神经药理学的工作已经改变了这个学科。其中最为迷人的是“内啡驮”(内是内源的内，啡是吗啡的啡，肚是指构成蛋白质的肤——译者)，这是脑内分泌出来的一种简单的肋。它有个特殊的功能：特异性地附着在与感知疼痛有关的细胞表面，这些部位也正是吗啡和海洛因习惯附着的部位。

这些情况因为各种原因使人感兴趣，其中有些原因极为重要。现在已经知道了它的化学结构，因此就有可能设计出新型的止痛药物，可能没有吗啡的副作用和成瘾性质的新型药物。还可以想象，对成瘾的机制可以得出新的见解，也许至少能找到新的方法，去解决这个世纪最令人震惊的社会问题的纯医学方面。同时，当我们对“内啡肋”了解得更多，习惯了我们脑内有这种东西存在的概念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对成瘾现象有个不同的态度。我不清楚如果药物科学制造出一种像天然内啡肋那样的“天然”药物，它具有像海洛因一样的使人主观上感到欣快的特性，但是不会成瘾，情况会是怎样。我们会不会准许使用它?或者我们会不会定些法律来禁止它?

但是最使人感兴趣的问题是：这种物质为什么会存在?内啡砍的生物学目的是什么?设计出它来去完成的真正功能是不是去止痛?或者止痛只不过是它的一个偶然的副作用，一个生物学上的意外事件?而它还有目前尚未猜想到的其他在脑内管理信息的作用?

如果到头来它只是一个为了止痛的内在机制，那么，它是怎样进入那里并通过了所有那些进化的选择试验的?它对一个物种或对某一只动物的存在有什么意义?因为这是我们必须去弄清的情况，除非按近代生物学意义来看，它的存在并没有意义。我们都相信，任何一个物神普遍具有的任何一个重要的遗传特性，它之所以存在，都是由于自然的选择。它像科学中任何一条规律一样实在，一样的不可动摇。

假如只是我们这些人类在自己的脑子里创造“内啡肋”，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你可能会说，在像我们这种如此有智慧，同时又互相依赖、互相戒备的一个物种中，为了难以忍受的痛苦，或者为了使人在否则会像是在等待死亡的过程中得到一些宽慰，安装这样一个部件是很有益处的。如果没有它，我们生活得如此亲密，而且住得如此密集，就会是难以忍受的。我们就会互相离开，个人过个人的生活，那么，我们这个物种当然就会垮掉。

但是，老鼠以及所有研究过的脊椎动物为什么都有这种装置呢?

还有，为什么在那些造物之中还有蛆绷?最近刚发现环节动物原始的神经系统中也有大量同样的内啡肤受体，因而可以设想，这些虫虫也具有像我们脑髓中同样的解除痛苦的系统。我知道了这些很是高兴。我的确知道蛆则有感觉装置。你碰碰它，甚至吹吹它，它马上会退缩。如果对巨大的痛苦没有一‘种防护，一条虫虫每天的生活——被踩上，被乌啄到，被犁碾挤。被水流冲走—一—一定是地狱般的生活。

也许这就是自然界非常特别的好运气。也许是在进化早期的某个时刻有件什么发生了疏忽，我们全体都无言地承受了那种什么，没有为它付出什么，在进化的竞争中它也没有特殊的价值。完全靠着机会，gp些遗传基因，就这样从一个物种传给了更为复杂精致的物种，减轻着生存及死亡的苦难。我对这种想法有所怀疑，因为我极其相信进化的细节。

但是，这里有了这个生物学上普遍性的怜悯宽恕行动。我无法对它做出解释，除非说：假如开天辟地之时，我是计划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而且假定要我负责在这个星球上组织一个未来拥挤着无数种生物的封闭生态系统，如果是这样，我会在其中放置上这种东西。任何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运转都不可能没有痛苦，对所有有感觉的生命来说，为了自身的保护，为了避开危险，就应该详细设计好疼痛受体。疼痛不能无边无际，如果无边无际就会造成混乱，使那整个系统甚至在还没有始航之前就土崩瓦解，遭受苦难了。我想，也不是意识到要死亡。我会为疼痛调节器投上一票，希望这个调节器能够微调到保证使它有用，但是要加上某种管制器，保证它绝不会失去控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脑髓里产生了内啡败并不是为了在进化选择中对我们这个物种(或任何物种，或任何不属于什么物种的个体)有什么特别的价值，而是为了整个生态系统(有时干脆称为“那个系统”)的存在和延续。

没有人能够预料内啡肤的故事到最后会是怎样，因为现在它仅仅是在开始。在现阶段看来，它能奔向任何地方，它能意味任何事体。可以设想，这类小肋分子的化学信使甚至会和脑的一些疾病都有关系，其中包括精神分裂症。

这种状况说出了研究工作中的一个核心真理。当出现了新事实的时候，对位于前方的事物做出推测，这是科学的日常工作。但它从来也不是因其存在即可得到赞许的精确的万无一失的事业。预料准确是使研究得以成功的措施，成功则是对研究人员也是对他们的赞助人的最终奖赏。一般情况下，“预料”是由先后两次显灵而来的：第一步，科学家先预计他的实验结果会像他预计的那样，然后，当工作结束时，他再预计那个实验对将来他自己的或其它人的实验有什么可说的。这真像是说一个毫无差池的智力上的飞人杂技。思想先暂时停留一下，等对面飘来的吊架正好靠近自己，值此干钧一发的时候跳上去，让它再摆得欢一些，上来，下去，然后翻几个筋斗，抓住及时过来的另一个吊架，在震耳欲聋的掌声中又飞回到站台之上。这里没有错误的余地。成功不是靠眼看或手抓，当然也不是靠想象，而是靠着准确地放开那个需要抓住的木棍。真是丝丝入扣。

实际上这样是办不了事的。如果科学家认为是这样办的，那就什么也做不成，只会是一些用担架拾出来的骨头散了架的学者。

在现实世界上，研究工作取决于人类做出错误预计的能力，更取决于人类的一种弹回来再次努力的秉性。事情是这样进行的。预料，包括那些后来发现是正确的重要预料，都是些纯粹的臆测，大多数是错误的。

不论是从事于科学的或一般生活的事物，我们从骨头里就知道这种情况。我们最有把握的预期常常也不过是机会，根据的是我们想象的可能性，而不是确实性；我们在极其幼年的时期就习惯于跌跌撞撞。的确，瞒瞒珊珊，拿不住东西，说错词字，撤了稀粥，用手指戳了自己的眼睛，这些是每个儿童成长时都有过的经历，这些经历是为成年生活做准备的一个部分。一个成功的儿童，是学着真正知道了自己易犯错误，而且决不忘掉(终生不忘掉)这点的儿童。

在研究工作中，错误的用途在于它能使人进一步去做研究。这也是“error”(错误)这个英文词的意思所在。实际上，err(英语的错误是error，它的字根是err)的意思并不是“犯错误”。它是由印欧语根ers来的，意思只是“在运动中”；它进入拉丁文成了nrare，意思是“漫游”，但是在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中有了同一个字根ras(奔闯着去找什么)，由ras我们有了英语的race(奔跑)一词。为了把任何事做好，我们必然先要做许多错误的事。

stochasNc(随机过程)是充满了同样教训的另一个技术词汇，今天我们用它表示“完全是随机的、偶然的”。有些电脑定了一些程序，让它显示出一系列随机的变数，目的是让生物数学家能为设计大量数字的实验安排适当的对照。stochastic一词实际的意思就是“纯的机会”。

但是最初stochast5c一词却有完全相反的意思，在语言中常有这种审惰。原来它的希腊字根是stokhos，意思是用来作为靶子的一个砖的柱子；从这个字衍生出意为“瞄准”的一些词根。

我们喜欢认为，人类靠着准确精确的天赋，去瞄准并射中靶的。但是在语言中埋藏着一个秘密：我们只是靠了尝试和错误，才变得准确起来，我们常是迷恫地走动，寻找着靶的。使我们把事情完成的，是不断地胡乱(随机)的活动。(顺便说一下，胡乱或随机在英语个是random，它的字根的意思是奔跑。)

免疫系统也是以这种方式工作的。例如我们把一种非自身的抗原(例如马血清蛋白)注射给兔子。有少数淋巴细胞能够察觉出这些特殊的蛋白。它们马上就开始制造抗马血清蛋白的特异抗体；同一品系的其他细胞则开始迅速繁殖；这样就在淋巴结里建立了一些制造这种(只是这一种)抗体的小工厂。这个兔子这时就是致敏了或免疫了，并且永久保持这样。在第一次发现这个现象时，曾以为马血清分子遇到的淋巴细胞，是由遇到的这些分子不知怎么教给它这么做的。开始时，天真朴实的每一个细胞，都受到遇到的抗原的“教导、诱导”，然后就学会了怎么去制造完全正确的抗体，以便把那个非自身的蛋白精确地封固起来。

这个“诱导”(5nstrMctlve)学说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后来知道是错的，现在已经被称为免疫反应的“无性细胞系(克隆)选择”学说替代了。后一个学说有大量坚实研究的支持。这个学说认为，淋巴细胞生来就知道它要寻找什么，每一个淋巴细胞都有它自己的、由遗传决定的受体，这些细胞在血液和组织内漫游，找寻着和它的受体正相匹配的特型抗原。如果一个淋巴细胞遇上了相匹配的抗原，这个细胞就立即变大，并且分裂出具有相同受体的完全相同的后代。结果是产生了一群相同的细胞，都准备好了在现在和将来去合成所需要的那种抗体。这是一个细胞记忆的组织。

一个幼年动物体内有以亿万计数的淋巴细胞，其中有能够识别自然界几乎各种分子结构的一个个细胞，这里所说的各种分子包括自然界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工合成的化合物。这种富有智慧的细胞群体，以及它们总体的本领的程度，随着动物的长大成熟K．fR大地加大扩展，可能是由于长出淋巴细胞的干细胞不时地发生突变和基因重新调配所造成的。这个系统在起作用，而且其效果非常惊人，因为这些能识别的细胞非常活动，数目非常大，以及迅速加大制造抗体的能力非常强；迅速大量制造抗体是通过在这个情况下得到了信息的细胞进行繁殖完成的。

它非常有效，但是从任何一个单独的淋巴细胞来看，它就一定像是一次次地犯错误。当马血清蛋白质一出现、它只能被淋巴细胞群体中极为少数的细胞所识别，对其它的细胞来说，那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精力。而且四周还都有危险，有酿成大错的危险，会威胁到整个的机体。出了毛病的淋巴细胞，最后可能分辨不出自我和非我，这样的细胞繁殖起来之后，就会使整个机体垮掉——发生自身免疫的破坏性疾病。可能出现盲点或类似色盲的识别中的空白处，因而有些品种的动物，从遗传上就不能辨别某些细菌和病毒是外来的东西。

但是，总地说来，免疫系统还是工作得很好，以致于神经生物学家现在正被吸引得考虑用同一种选择学说去解释脑髓是如何工作的。有人推想，相当于淋巴球的思想单位是一群群神经原(神经细胞)的小柱，大脑皮层大部分是由它们组成的。这些小的群体都是感受体，是事先准备好去撞碰此种或彼种感觉性刺激，或此种或被种概念。对于我们在宇宙中所能见到的各种东西(包括我们还没有想到过的东西)，人脑内都具有这个或某个准备好的、有自觉知觉的和有智慧有见识的成簇的相连接的神经原，准备着去抓获某种概念(正像青蛙脑内为了飞虫的运动的那种)。细胞族中的以及与这个簇相连接的其它神经原群的突触的变化，使识别扩大、放大，这样就装入、有了记忆。

从统计上看，像这样一个或任何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理论，最后证明是正确的可能性当然非常小，尽管认为它有个类似的免疫系统机制学说来支持它。不论是对是错，它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已经引起了兴趣和兴奋的波澜。有些研究人员已经在设计试验，绞尽脑汁求出概念，他们的思想已经开始漫游，他们的感受器官已经处于极度注意状态之下，等待着那个正确概念的到来。神经学和免疫学可能已处于会合的边缘。

过去几年内我写了几篇有关电子计算机的短文，说了几件和某种概念相反的事，那个概念是：以电脑人员自己命名的人工智能(artiflcN ZnteU5gence)就能制造机器；他们总是愿意把这个技术的。名称下面加上重点号，并且在他们的技术文章里把它缩写为人智(大写的A1)。我不喜欢这个想法，也这样说了，并且还指出入脑的工作是需要出错误的，我还认为这和电子计算机并不一样。我收到了许多来信，其中大多数反应是温和的抗议，但还是友好的；在事情不顺的日子里，收到最糟的信函，干脆用直截了当的语言说我错到了什么程度。电子计算机的确是以尝试错误的方式进行工作的。整个的技术都基于这种方式，而不能以其它任何方式进行工作。

我对电脑一直有个不喜欢的地方，就是它使人蒙受耻辱。电脑的确类似(我真希望它们不类似)人脑的运行。是有些差别，但是从事人工智能的人，以及他们那么多聪敏的电子计算机，已经进展得足以使人知道机器能够像个有思考能力的机器那样工作了。如果事情真是如此，需要忧虑的并不是他们最后能够造出比我们更优越的电子头脑，而是我们的头脑(至少是我的)已经比不过它们了。我从来还没有听说过一个电子计算机(即便是个简单的电算机)会故意忘掉信息，失去信息，并且根据上下文把它恢复出来但又定了样，或者产生出像在一般人头脑中日常的那种散乱的、不确切的迷悯。我们早已被遗弃了，已经生活在不断的困扰之中了。

我一生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向脑内储入了一件件过硬的数据资料。有些从另一个耳朵穿了出去，但有很多被阻止并储存在某个地方(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在我的网络之中没有一个可靠的装置，在需要这些数据资料时能再将它们取出来。如果我想一件最简单的事，例如某个人的名字，我不能直接送入指令，确切地希望能得到正确的名字。我常需要去想其它某个事物，没有什么关系的事物，然后等待。把它放在头脑的“休息室”里，拿起书，放下书，艘跋步，这时，如果那天是个好日子，名字就会跳出来。任何工程师都不能设计出一个电子计算机能够以这种方式工作或不工作。

我曾在不同的时期学到我学会的各种事情，但是我现在已经失去了它们。我已经记不清30年战争和百年战争都发生在哪个世纪，一点也记不得它们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曾经能背诵济慈的许多诗，我想那些诗还可能分散在我大脑左侧的那些脑叶里，也许已经翻译成了我右大脑的无字的语言，并且永远储存在那里、成了一团什么东西，但已不能做为语言再被复取出来。我已经失去了很久以前学过并且热爱的大多数哲学家；我对海德格(Heide8ger)唯一的一个确实的记忆，是对他的困惑，甚至我今天再读他的时候仍然感到困惑。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开立方，也不会再去学它了。计算尺。立体几何学。托马士哈代。还有几年前学过的那不少的中国字源学。圣经。多半是主日学圣经。都早已消退了，不知阻塞在哪里了。

我认为。当把电子计算机和脑等同起来比拟的时候，应该知道脑有个特性——出错的可能性很大。我们强迫头脑准备好，为保证相当好地度过新的一天所做的，可能有些像我们带着一块强大的磁铁走过电算机时对它的作用。我们可能具有相似的某种东西，可能是某种化学信使，它能周期性地清除掉脑内多余的信息，使那些集成电路块和线路空出来应付每天的新需要。我记不起济慈是因为有一天我把它消去了；如果我想(我并不十分想)让他再回来，我就要从头再学习他；济慈已经离开了我的颖叶，而以前我的确曾经把他安放在那里。

这可能是一个使人放心的概念，特别是对一个像我这样的老年人。我十分高兴知道我有一个即便是我无法控制的机制，能定时地把我的脑子清扫一下，把那些陈旧的，现时已无用的信息删掉，就像把书桌清理清理，把旧杂志和读了一半的书处理掉，让脑子里的“房间”准备好迎接新的房客。的确，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机制，脑子早晚会被资料事件填满，肿胀，而不能让新的事物进来，脑的各叶都要挂出“客满”或“请勿入内”的牌子。或者更糟，牌子都重新漆了字，换成了“出口”。

仔细想——想，你无法以其它方式去管理一个人的头脑。将多余的信息清除出去，必须自动地，自主地，在所有的时间里进行下去。有些思想可能不属于可经生物降解〔分解)的，例如头衔，自己的姓氏，以及如何读看出租汽车的里程计费表；但是有很多的东西是可以丢弃的，真需要一个既快又凑手的清扫系统：你永远也拿不准，下一分钟是否要找个地方，把某件新东西放进去。至少，你也要有个把东西推到一边的机制，把挡在路上的东西推到某种类似厨房塑料垃圾袋那样的东西里。否则，你就有失去所有好的思想的危险。你曾否注意到，当你正对某件事苦思男想的时候，多么经常地会有个不相关的极好的念头——看来它能够将各种事物都解释清楚的念头——就在手边晃来晃去?在好的日子里、它总是这样出现。你正钻进一辆出租汽车的车门，苦想着有膝盖关节软骨的情况如何，突然间，带着呼呼的声音飞来一个新的概念，想找个地方照亮起来。你最好保证有一些没有思想之类东西的空间，准备好让它栖息，否则它就会又飞向黑暗之中。电脑不能这样工作。它们能做我所不能理解的数学技艺，指头一碰就能做出生动的图表，从容地写点二流的诗句，甚至能做出使爱纵人员感到惊奇的事；但是我不信事物能使又大又复杂的电脑本身感到惊奇，它没有能让它本身感到惊奇的容量。

电脑能很好地观察图形，本领比我们好，它们能把似乎没有关系的事情联系到一起；它们能扫描夜晚的天空、凝胶电泳中染色的5万个蛋白质斑点，或者全世界证券市场出来的那些数字，并且找出其间有点意义的关系。我们用自己的脑子也做这样的事，但是作法不同；我们是让事情出错误。我们使用信息更少是为了信息的自身，更多是为了让它导致思想，可能是些不相类似、没有关联、不具形式，因而有时是完全崭新的思想。如果人的脑子不具有这种特殊的天赋，我们到现在仍然还是在磨尖骨头，自己对自己哈哈作响，而且不能写诗，甚至连口哨也不会吹。

不做预料地丢失信息，以及让关系发生错误，这两个天赋，使我们的大脑有别于我所能想象到的制造出的电脑。人工智能是我没有一天不羡慕的东西，但人的智能则是另外一种东西。如果我能成功地弄清了施瓦茨曼反应，或者学好了荷马的希腊文，那不是因为某个刺激引起一系列脉冲让我这样做的。我会跌撞进去，以为是什么东西使我进入其中，而实际上那件什么却是带着我朗向另一个方向，意图是在于另一件事物。

这并不是说我不尊重自己或任何其它人的头脑。我尊重它们，我说明对它不理解，是作为更为尊重它所加的分。我自己的头脑容易出错，总是忘事，无从预料，而且难以驾驭，它也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东西。
九、关岛与冲绳
在一段时间里，我因为战争而感到内疚，当时虽然是在命令之下，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自己喜欢的。洛克菲勒研究所(今天的洛克菲勒大学)当时被改为海军医学研究单位，我被召到洛克菲勒医院院长里弗斯(Thomas M．Riwrs)的实验室工作。他收集的病毒标本在世界上是最多的，他把它们保存在干冰里。

洛克菲勒研究所医院在1942年成了海军单位，在纽约开始研究几种当时引起军队注意的疾病：链球菌感染、风湿热、那时称为原发性非典型性肺炎的—’种流行性肺炎(称它为“非典型”是由于查不到肺炎球菌或其它病原体)、肝炎、黄热病、疟疾、寄生虫病以及脑膜炎。病房里住满了由一些训练基地送来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人员，多数是肺炎。我的岗位是里弗斯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到那时一直只研究致病力很强和很难办的病毒。我一个人使用一个干冰盒子，里面冰冻着大多数已知品种的病毒标本，其中包括引起下列疾病的病毒：狂犬病、马脑炎、裂谷热、脉络膜脑膜炎、10种鹤鹅热、几种斑疹伤寒立克次体(它不是病毒，但和病毒划在一起，因为它也只能在活细胞内生长)。丛林斑疹伤寒(也称为着虫病)是—‘种致死性很强的疾病，海军对它很为注意，因为日本占领的太平洋地区有这种病。

在纽约的实验室里同时给了我4项任务。第一项是设法从非典型肺炎的病人里分离出病毒。第二项是尽量研究一下斑疹伤寒，尤其是丛林斑疹伤寒，特别看看怎么能在接触的时候不感染上这种病；到那时，在其它一些研究所里已经死了几个实验人员。第三项是继续研究纽约市鸽子里的鸥蹈热；斯马德尔(儿seph smadel)在里弗斯实验室里已经对它研究了好几年，并且还在进展；这个问题和军事没有关系，但认为和纽约市的公共卫生有关。

第四项，是我感到唯一没有危险的任务。每个月我接到一个盒子，里面装满了从东北部各州海军基地收集来的尿液标本，要我做妊娠试验。妊娠是海军相当烦恼的事，高级官员决定要里弗斯的实验室来做这个检查，因为它有合适的手段(小耗子，这是真的)，而且也因为可以保密。每个月我都报告两三次阳性，其结果都是那个号码的在海军服役的女人回去过平民的生活。

那年夏天，作为客座研究人员，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国家卫生研究院托平(Norman Topping)的实验室里。托平是斑疹伤寒的权威，他的实验室正忙于制造一种有效的丛林斑疹伤寒疫苗。在那里他们教我如何在鸡胚里培养这种病原体，如何制备高浓度的活病原体悬液来做血清学实验，以及最重要的是，怎么能使它不污染实验室的空气。用来搅碎(匀浆化)各种组织的韦林(war：n9)搅拌器，那时刚刚在实验室里使用，在托平的实验室里常规用它制造均匀的斑疹伤寒病菌悬液。到那年的年末，我离开那里好久以后，才发现搅拌之后把搅拌器的盖子打开过快有危险；在夏天手把手教我的一位高年成员，从韦林搅拌器附近的空气里感染了丛林斑疹伤寒，并因此而死去。

在1943年，我们得知这个洛克菲勒海军研究单位要去太平洋，已经开始在做去的准备。用了一年才把一切都准备好。到1944年秋季，实验室的设备才买全，需要增添的专业人员才商量妥当。当我们坐上横贯北美的铁路去西海岸时，在车上就有了一支穿军服的队伍，其中包括几乎所有生物科学分支的代表人物：昆虫学家、哺乳动物专家、软体动物(螺蜘，海螺)专家、鸟类学家、生物化学家、临床医生、微生物学家、免疫学家、病毒学家、两个立克次体病学家(斯弗顿Jerome Syverton，和我)，还有许多管理军官以及没有官衔的签约雇用的技术员。我们停到了圣布鲁诺，就在旧金山的南边。在没有坐船离开之前，要接受一段强制的军事训练。

在历来通过圣布鲁诺训练的人之中，我想我们一定是最为奇特的一群。我们在自己的营房里单独住，不和要去太平洋的其他成千上万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住在一起。每天清早我们都集合，爱练，跟着一个声音宏亮的上士的抑扬顿挫声音起步。这个上士不喜欢我们，他所确信的是我们这些人在白刃交锋时不会有什么用处。在爱练之前，他总是先按名字的字母顺序点名，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喊到自己名字的时候马上吼叫“到”。斯弗顿在我的前面，他来自罗彻斯特，是非常有尊严的教授。他的名字应该读成斯“弗”顿，但是头一次爱练的时候，那个上士把他读成斯“爱弗”顿了。斯弗顿的回答是“斯弗顿——到”。这个情况延续了4个星期。每天早晨上士念到期(s)这个字母，我们大家都等着，接着是那坚定洪亮但读错了的名字，然后是斯弗顿的改正，接着又是“到”。这个时刻的意味真是无穷：军事头脑对着学术头脑，有点涉及到等级交战、个人的领域、人的权力和单纯为了解闷儿。每天从一开始就让它弄得活泼起来。

每星期有3天，我们被装上半履带卡车，向西开到太平洋边的一个峭壁，学习使用布朗宁自动步枪，它是我们见到的最吓人最有杀伤力的武器。我们这组人之中有一个全国著名的昆虫分类学家。他走得不快，还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轮到他打靶，他拿起那支家伙，但他的注意力却被旁边爱地上移动的什么东西吸引了过去，那家伙朝向了爱练的上士，而他的手指还扣在扳机上，几乎(但还没有)要击发了。他突然清醒过来，发现我们所有的人(教官和他的学术上的同事)都趴在地上，喊着让他放下那个混帐东西，或者把它朝着海，而不要朗着人，他清醒了，不过还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呢!

我们在12月初起了航，在檀香山上了岸，约一个星期后去了关岛。我们成了大批踏上征途的陆战队和步兵护送的一小簇科学家和技术员。我们安了营，在施工过程中，我们都住在帐篷里。从司令到陆战队小兵，我们所有军阶的人一同建立了一组太平洋岛上从来没有那么好的研究实验室。房顶和墙的金属条板都编着标志，用螺钉拧在一起就行了；把这些东西装配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工作，不大会出错，但是我们在建好之后还是对我们的技术感到极其自豪，因为我们看到在旁边的一块地上，一队海军修建大队专业建筑人员正在用同一种材料装配岛上的海军医院。后来我们才知道，原定计划是要海军修建大队来建造我们的实验室，但是我们的司令官决定还是我们自己建造为好，这样就能保持我们在政治上独立于关岛上的其他单位。这对我们单位的未来可能很重要；我们希望自主，能够自己选择我们的研究题目，而无需接受该岛其它上级的命令；因为伯这些上级会让我们这个单位成为执行日常保健工作的实验室。

找到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来自硫磺岛，有报告说在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的深深洞穴里发现了一种很小的红色蜗虫。那时刚刚在该岛登陆，路边的海军医院刚开始住迸伤员，还有了一些传闻，说登陆可能无法成功。发现了蜗虫使困难变得更大了；要是在硫磺岛爆发一次丛林斑疹伤寒，那将成为一场浩劫。派了一队技术人员去取那种昆虫的标本，回来的时候带来的消息说，那些蜗虫不对，不是传染蒜虫病的瞒虫。大家都互相庆贺起来。过去一直有人把我们看成是学院式的无聊单位(关岛上的象牙塔)，现在却知道了它对海军有用，因而我们的声誉巩固了，至少在那段时间里是巩固了。

大约在同一时期，菲律宾报告爆发了传染性肝炎。米利克博士(Geor8e Mirkk)领导一个小组飞去，取血液和粪便标本，带回关岛实验室研究。传染性肝炎被认为是某种病毒引起的，但是，gp时对这个病原体并不了解，而且也没有实验动物能够被感染。除了发现新病例以及进行一般的流行病学调查，以弄清感染源之外，对这个病做不了什么。但那可以让海军放心知道关岛有这么一个单位，而且正在对此进行工作。

肖普(R1chard Shope)的实验室和我的实验室隔着一条路。在关岛开始的那些月里，他的小组没有直接的任务。他在当时已经是全国一流的病毒专家，已经发现了猪流感和兔乳头瘤病毒。他知道第二年春天在冲绳登陆之后，要他领导一个小组到那里去，但是现在他还可以自己支配时间。我每天早上都很感兴趣地看着他走出他实验室的前门，一只手拿着一个盛着血琼脂(一种病菌培养基)的培养皿。他每天都举行同一种仪式：手里拿着打开盖子的培养皿，胳膊先伸向北方，停足足一分钟，然后向右转，面向罗盘上的每个度数，好让什么东西落到他的琼脂平板上；然后回屋把培养皿放到温箱里。他是在寻找能够对他在小鼠群内传布的流感病毒具有抗生性质的天然“野生型”微生物。肖普不仅是位坚定、细心的研究者，他还很有运气。不到几个星期，他就分离出一株具有他所希望的那个特性的青霉菌：培养这种苗的肉汤滤过液能够使他的小鼠抵抗病毒的感染。就我所知，这是第一次发现抗病毒的抗生素。他用他夫人海伦的名字为它命名，称它为“海伦素”。它能有效地抵抗马脑炎病毒，但效果不够大，不足以在临床上使用，但它对后来研究抗病毒药物却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肖普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他也在组织要去冲绳的小分队：10名军官和大约20名士兵，配备了活动实验室，能够研究检查丛林斑疹伤寒、昆虫和啮齿动物、病毒，还有一个对血吸虫病和传染该病的钉螺有实地知识的寄生虫小组。给我的任务是寻找丛林斑疹伤寒，我管理着一个装有50只小白耗子的匣子，为此项任务使用。

3月份我们坐上一艘运输军舰离开关岛前往冲绳。在那霸城北港口下锚的那天正是D日(盟军在欧洲大举进攻开始日，1944年6月6日)后两天。对那个岛南端的战事已经开始，我们能够听到我们舰载机的炸弹声以及枪炮的声音，在夜间还能见到岛内一英里左右的火光。看来这个岛上并不安全，但是我们还是宁愿上岸也不愿呆在运输舰上，因为我们觉得在舰上危险更大。神风队自杀轰炸已经开始，我们这只舰和几十艘密集停泊在港内的其他舰船正是很好的靶子。头几天，几条船被击中了，但我们的船还没有。几天之后(我记不清是几天了)，我们靠了岸，我们爬着挂在船旁的一个绳网下到小艇里。我是用一只手攀着下的，另一只手要拿好捆我那装小白耗子匣子的绳子。在航行期间，我把那个匣子放在我铺位下面，每天向里面放许多卫生纸，让小耗子做窝。因此，这是大家第一次看到这些耗子。我能看到趴在上面栏杆上的那些陆战队互相招呼，并且指着那个匣子，脸上还有惊奇的表情。我除了记得那些一般的惊奇声音之外，还记得有个人喊到：“我把他妈的那些东西都看清楚了!”

我们上了岸，在一个小小的山腰停了下来，我们感到当时就需要挖散兵坑。这并不是因为敌人的炮火，而是为了我们自己船上的防空炮火，这些炮火是瞄在不时在我们头顶上俯冲下来的日本飞机。我们在冲绳的第一个发现就是在它的地里到处都是白薯(地瓜，红苫，甜薯)。我们在什么地方挖地，什么地方都种着白薯，施着粪肥。后来我们发现，它是伤寒和副伤寒杆菌的好源泉；在一个月之后，它在我们的军队里造成了一次轻度的流行。因为有些病人腹部有红色的斑点，所以最初曾把它误诊为丛林斑疹伤寒。

后来清楚了，冲绳那时没有丛林斑疹伤寒，过去从来也没有过。那个岛上也从来没有血吸虫病的记载，这意味着从一开始肖普和我就没有什么事可做；我应该为那些耗子安排其它用途；肖普在岛上的小溪里找传播那个病的宿主螺的，找了约一星期之后，毫无成绩，他也就要另找兴趣了。

过了几个星期，在6月，来了大家都未曾料到的真正难题，它使岛上司令部相当震惊。在岛北端的几个衬庄里爆发了一种险恶的脑炎，在美军里有了3个这类脑病的病例。根据症状和临床经过，它显然是一种病毒感染。病原体最可能是日本乙型脑炎病毒。很久以前已经知道，它是日本本土的地方传染病，但是美国流行病学工作人员却没有预料到它会是冲绢的问题。我们这个小队马上就对它进行工作，取了几具尸体的脑组织标本，把它们在于冰里冷冻，然后用海军飞机送回到关岛实验室。同时，我们也把脑组织的混悬液接种到数目已经减少的小白鼠里。在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就得到了那个病毒，并且用小耗子复制出这个疾病；关岛的血清学实验室报告说，它的确是日本乙型脑炎。把那些病人隔离了，岛上的司令部采取了防蚊的措施。虽然那个夏季后来的每个星期都见到散发的病例，但美军里却没有发现新的脑炎病人。我们的任务就变为寻找那个病毒的来源。在美国，有熟悉的类似的脑炎病毒，称为“马脑炎”病毒，马和鸟带着病毒，蚊子把这种病毒传播给人。我们坐着吉普，从岛的这头到那头，收集各种家养动物和野乌的血液标本(我们配备有鸟类专家、哺乳动物专家、昆虫专家，还配备着猎枪)，并且捕捉蚊虫。每天两次驱车到海军简易机场，把标本尽快送去关岛。

除了研究之外，还有主要的安全问题。我们把实验室安置在南胡村的一个废弃茶馆里，靠着丙级口粮度日，床铺放在附近的一个牲口棚里。在我们一切安排就绪的那天，当地陆战队司令来看望我们，告诉说，我们是在防御带上。的确，我们就是防御带。就在我们营地的南边，两座高山之间有一条窄路，约有一星期，每天晚上我们都受到零散机枪的射击，是穿过岛南部主战线的一些小股日本兵干的。没有人受伤，但是我们在自己的帐篷外面都挖了很深的散兵坑。

陆战队在靠我们后面的路上设了一挺机枪。我们对那些射手有深深的感情，有一个夜晚，我们甚至对他有深深的尊敬之心。在路上向南一二百米处设置了一个绊网地雷触发线。一天深夜，它的照明弹爆炸了，发现有一群人不出声响、向着我们跑来。在那挺机关枪岗位上的年轻陆战队士兵停止了射击，并且用他的无线电向附近其它火力点喊叫：“停止射击，是老百姓。”其后，他爬过了砂袋掩体，在黑暗之中，一个人，手无寸铁，跑到路上去护送那一群人(几个老年男人和几个带着孩子的妇女)到我们的牲口棚来。我想没有人把这次行动记录下来，但是如果当时我们有权力，我们一定会发给他金质奖章。我们当时就为他鼓掌、欢呼，并且赞许他是一个伟大的陆战队战士。

战争结束的时候，我正住在冲绳北端的一个帐篷里，正做日本乙型脑炎的收尾工作。我们根据冲绳岛上马匹的血清学检查，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据，说明马是这种病毒的潜在来源。人可能是经蚊虫由马传染的。但是我们在各处都没有见到生病的马匹，也没有见到岛上动物有类似脑炎的情况。还有一点，冲绳岛上大马的血液标本中，抗日本乙型脑炎病毒的补体结合抗体的浓度都很高，而小马的却很低，甚至没有这种抗体，表明在这种动物中是有流行规模的病毒感染。

我们成功地说服了岛上的司令部，在一个小实验室的一端，建立了一个有纱门纱窗、极其严密的马棚，从附近一个牧场里弄来了3匹骨瘦如柴但仍然健康的马驹。我们给它们注射了感染小鼠脑的盐水混悬液，然后每天从它们脖子上的静脉取血，以不同的浓度稀释那些血液，并把它们注射到小鼠脑内(每个浓度用4只小鼠)，用这种办法检查有没有病毒。在3天之内没有阳性结果；但是到第4第5天，取到的标本就有了我们所预期的结果：虽然就我们的判断，这些马一点也没有病，但是在它们的循环血内却有大量活的病毒，准备好等着蚊子了。

用棚里的这3匹马，还可以做许多研究：马体内病毒是从哪里来的?对脑的组织有什么影响?是否造成和病人相似的病理改变2正在计划的时候，给我们来了命令：卷行李回关岛。我们不能留下那些马驹，因为如果把它们放了，哪一只里的活病毒都足以引起一场新的流行。显然得把它们杀掉。一般的套话是让它们“献身”或“牺牲”。在生物一医学报告里，几乎从来不提处死实验动物，而是说它们是牺牲了，或献身了。我们对怎么杀死这3匹马驹没了主意，去问属于军政府单位的一位兽医医官。他建议用枪打死。我说不行，那会到处污染有病毒的血液。他问：“你们有没有甲醛?”我们有许多。他就建议做“静脉注射”。它的效果很好，像魔法一般。岛上司令部给挖了一个深坑，安安全全地把尸体埋葬了，用了足够的甲醛处理尸体，以保证时间长了也不出意外。我们准备了行李，坐第二天下一班海军运输机回关岛，那上面还有两个空位。离开冲绳50英里，有个发动机不动了，又漂流回了那个简易机场，在那里呆了一天等它修好，然后直飞关岛。

这时是9月下半月，战争已经正式结束，我们想马上回家。每天早晨，我们都排在布告牌前看，有没有我们启程的消息；有几个人已经预订好了行期，但告诉我们大多数人可能要等一些时候，也许要几个星期，所以劝我们先安顿下来。实际上安顿了3个月。在动物房里还剩下几十只兔子，没有计划用它们做什么实验。因此，我就开始了工作。我实验室冰箱里有好几种A组溶血性链球菌，所以我用加热杀死的链球菌和研碎的正常兔心脏匀浆混合物，去免疫一些兔子，看看这些微生物能不能使这些动物产生对抗自己心脏的抗体。15年前科伯思(A她c。burn)已经证明有一种A组链球菌感染能引起风湿热和风湿性心脏病，许多人早已怀疑这种链球菌很可能有引起多种自身免疫反应的特殊性质。我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还有一大群兔子，我就开始了。

结果真是美妙。我以前和此后做的各种实验，没有一个的结果像这一个那么明确和惊人。凡是注射了链球菌和心脏组织混合物的兔子都生了病，而且在两个星期内部死了。它们心脏的组织切片，表现出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么严重、那么弥漫的心肌炎。其中有一簇簇发炎的细胞，很保人风湿性心肌炎的特征性病理改变。只注射了链球菌，或只注射了心脏组织的对照兔子都很健康，JL、脏也没有病理损害。

我完全相信自己已经完全解决了风湿热的问题。那时已经是12月中旬，我刚解剖完最后一只兔子的时候，来了让我回家的命令。

我可以把这个故事简单说说。1946年1月我回到洛克菲勒研究所的时候，我把我的切片标本拿给斯威夫特(H。merswdt)看，他当时正主持该研究所风湿热的研究项目，并且是这个领域中的杰出人物。斯威夫特博士十分热情，十分鼓舞人，他让我知道，按他的看法，我用我的兔子复制出了标准的风湿热病理改变。我马上就用关岛实验的那种链球菌和洛克菲勒的那种兔子(和我们1944年带去关岛的是同一品种)开始了工作。在其后的9个月里，我开始了一个又一个实验，用了几百只兔子，改动着链球菌和心脏组织所有可能的浓度。但是，没有一只兔子病例，没有一例心肌炎，甚至没有一只兔子的心脏里有一点炎症。

过了一阵子之后，我放弃了实验。关于我在关岛实验的成就，我想只能这样解释：在关岛那种兔子里一定有某种能够引起心肌炎的潜伏病毒，但是我却无法说明为什么只是在用了加热杀死的链球菌以及心脏组织的混悬液的时候，它才引起心脏的炎症。

到现在我还保留着记录这些实验的笔记本，而这些实验的结果既无从解释也不能发表，只是让我记住在研究工作中总是容易出错。如果当我离开关岛时没有那么自信，并且略加注意的话。我本应费点事带点关岛的兔子回来，至少带点冰冻的兔子心脏组织回来，但是我没有；我当时那么肯定，认为我想让那些实验说明什么，它们就能说明什么。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在纽约我却无法得到相同的结果。我在关岛做了需要做的各种对照(对比)，只是糊涂得没想到关岛本身就可能是一个对照。
十、搬家
在50年代，在贝塞斯达的国家卫生研究院飞快地扩大，他们的研究项目发散到全国各处的医学院。这时候，很多医学院为了配合发展，开始添加了新设备，并且补充了新人员。相当于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我那一代人刚从军队回来，见到新实验室的设备比战前好得多，而且其中有很多可供选择的研究职位，所以我们就开始四处走走。那是一个为学术职务而迁徙的时期；工资还停留在战前的勉勉强强的水平(在洛克菲勒我的一位生化朋友常常辛酸诉苦：开镕雷得糕饼卡车的人，挣的钱也有他两倍之多)，可是研究仪器、技术员和实验动物的经费却从来没有那么富裕过。我们换了不少地方。

在那几年，贝利尔和我比大多数入搬家次数更多，而且搬成了痛。甚至我们认为在某个城里已经住好了，已经开始扎根了，那个瘾头又驱使我们一次次整起行装，搬到城的另一头儿的房子里。当我被委任担当政府咨询职务时，我不时要填联邦调查局很长的保安表格，其中有一个几行的栏目，填写毕业之后所有住过的地方和日期。我真做不到。在不同时期，我们在纽约住过7处公寓，巴尔的摩两处住房，新奥尔良两处，明尼阿泼利斯两处，纽黑文3处。每搬一次都丢下一些桌椅、灯盏和地毯。保险丢不了的只有书和书架；在每个城市我们还添些书和书架。贝利尔从来忘不了每一本书的名子，也忘不了每本书在某个书架上的位置。我们从来也不用去打扫那些书，因为这个小图书室每一年左右就要全部清理一次。

在所有那些城市中，贝利尔和我最喜欢的是巴尔的摩，虽然我们在那里只住了两年。第一年我们住在公园街一个古老褐色沙石房子的一个套房里，它和霍普金斯医学院实验室分别在城的两头。楼上的房客是科尔曼(EIhott c01eman)教授，他在大学里教写作、演讲和戏剧；他还以写诗作为他的中心(不是附带的)工作。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并且一同在霍牧伍德校园教师俱乐部进餐。我通过科尔曼认识的霍普金斯人文学科的教师，比我们认识的医学院教师还多。到了晚上，科尔曼会下楼到我们房间读他的诗，问些科学上的问题。我的那些实验兔子后来还隐约地出现在他的好几首十四行诗里。

在巴尔的摩的第二年，我们住进了一个很让人羡慕的小房子，坐落在华盛顿街，前面有个白色的门廊，是典型的巴尔的摩成排房子中的一座。这房子就在雷普金斯医院的后面。走半个衔区就能到实验室；所以半夜里去记录那些不能在工作时间得到的结果就十分方便。

我想在霍普金斯长久住下去，可是那时我的职务是在小儿科；我虽然喜欢小儿科，但除了传染病之外，对其它所知甚少，所以我很想回到内科或神经科。1948年，图兰(Tulane)大学宣布在内科建立一个新的微生物与免疫研究部门，并且邀我去主持工作。他们同意我可以研究爱爱反应性脑脊髓炎(它是实验动物的一种疾病，和人的多发性硬化症类似)，但是要我同时管理慈善医院的传染病临床。我们在6月里搬去了新奥尔良。开始住在花园区一所大房子的一层楼里，后来住到大学校园里过去兵营的一个套房里。空调这时还没有来到新奥尔良，房子里只有窗上的风扇。医学院的有些在做研究时必须控制温度的实验室，有了小的但是真的空调机。我们喜欢那里的人，也喜欢那个城市(不是全部，譬如鲍邦街和四旬节前的狂欢就不是)、而且这个医学院已经成了南方第一流的医学院。贝利尔和我谈论过留下来定居，甚至还去找过房地产经纪人，想买个平房。但是，我们仍然怀念冬天和下雪天。

两年之后，我们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明尼苏达大学小儿科主任麦夸里(1rYm8MacQuarr5e)到新奥尔良访问，问我愿不愿意到他们那里做小儿科一内科主任(真是个主要的责任)，在那医学院附属的新建心脏病医院里有一些实验室，可以让我做所有我愿意做的工作——内毒素、脑炎、施瓦茨曼反应、链球茵，什么都行，只要我愿意在新医院里建立一个内科一小儿科研究实验室。贝利尔和我在晚春和初夏到明尼阿波利斯看了几次，我们很喜欢那个城市和那里的气候，而且被正在配备的那些新实验室惊得直发楞，就同意去了。那年秋天，我们驾了一辆英国奥斯汀，沿着密西西比河向上开。那辆车的前座刚好坐下我们俩，后座刚好坐下3个女儿和一只威尔士狼狗。我们在韧冬按时到达了明尼阿波利斯。

从路易斯安纳过渡到明尼苏达很让人振奋，并不只是因为气候的变化，还因为其它的缘故。1950年的明尼阿波利斯是(我想它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十分清洁、明亮、生气勃勃的城市，有信心，有远见，想使自己成为西北部总的文化中心。那些博物馆，在多拉蒂(AntalD。rat5)指挥下的明尼阿波利斯交响乐团，刚刚建好的剧场，还有那宏伟的大学。这一切都是当地的骄傲。从驾车来到的那一天起，我们就感到这真是个好地方。我们在大学的房舍里住了几个星期，贝利尔和我四处找房子。没到一个月，我们就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交界的圣安东尼公园那里找到了，而且还买下来一座隔热非常好、有挡雨窗的房子。它是我们自己拥有的第一座房子，也是第一次每个孩子都有了自己的房间，也是第一次我必须打扫那些积雪。到底是扎根了。

我们从1950年住到了1954年，对那里的一切都喜欢，甚至也爱那些积雪。那个实验室从全国各地吸引来一些最好的年轻细菌学工作者和免疫学工作者：古德(T。bert Good)、斯特森(Chandler Stetson)、史密斯(R1chard Smith)、丹尼(F10yd Denny)、沃纳梅克(Lewl3Wannamake『)、冯科夫(R1chard vonKorff)；他们都从某个方面对风湿热感兴趣，每人都有自己的研究课题。

这是最大的兴趣，我那时想我们就在那里住下去了。
十一、纽约大学的病理科
我在明尼苏达住了4年。一天，电话响了，是纽约大学医学院微生物科的教授和主任麦克劳德(c。1in MacLeod)打来的。他是我者朋友的老朋友。我到洛克菲勒研究所的时候，他刚刚离开那里。我对他这样一位科学的管理家和科学实干家极为尊祟。他是艾菲里一麦克劳德一麦卡蒂(Avery—MacLeod—Mccarty)三大员中的一员，他们的工作曾经开辟了DNA的遗传研究。他说纽约大学的病理科需要一位主任。冯·格兰(von G1ahn)刚刚退休，我的名字列在人选委员会的名单上。他说知道我是个没有病理医生执照的病理学家，但是我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实验病理学。所以我应该对病理学那个领域有所了解。他还问我对这个职务是否感兴趣。我说是，我马上就能来。他说：好吧，可是你知道人选委员会要全面考虑名单上所有的人，我说，对，我知道，可是如果他们考虑到我，我马上就去。

纽约大学医学院座落在一组破旧的19世纪末叶的房舍里，它在26衔的北面，沿着一大马路，对面是布列维医院。它的声誉部分是由于布列维，布列维的病房是这个学院临床教学材料的唯一来源。大家还知道它的大部分学生是来自纽约市，很多来自相当贫穷的家庭，多半是犹太人，有些是第一代意大利人，有少数爱尔兰天主教徒，还有很少的黑人——它的学生和哥伦比亚以及康奈尔大学的不一样。这个学校曾经出了些很著名的人物，如香农(James Shannon)、索尔克(Jona5Salk)、萨宾(A1bert Sabin)、戈德I自格(JosGph 001dber8er)等人。但是它最好的声誉还是来自它每年造就出一些聪敏的、训练有素的、最为重要的是在布列维受过教育的医生。他们形成了纽约市和纽约郊区附近医疗事业的骨干。

我认识其中的一些教师，但根据声誉还知道更多的教师。这就是我为什么那么高兴地回答麦克劳德的电话，并且甚至还没有接到邀请就那么愿意接受那个职位的原因。生理学有史密斯(H咖er Sm5th)，生物化学有奥乔亚(Sever。0choa)，药理有戴维斯(Bernad DaW)，解剖有席汉(D。nal Sheehan)，微生物学有麦克劳德。我所知道的国内的医学院，基础学科的成员都比不上纽约大学的这个阵容。在临床科室，内科有蒂利特(wHHam TUet)，外科有马尔霍兰(J。hn Mulho肋nd)，神经精神科有沃蒂斯(samuelwort5s)，产科有斯塔迪福德(W仙am SNdddoN)，皮肤科有苏兹贝格(Marl。nSMkber8er)，小儿科有霍尔持口mmett H01t)。院长是风湿病专家麦克尤思(curr5er McEwen)。它是个小医学院，房舍十分拥挤；它的临床教学靠着经费不足、任务过重的布列维；只吸引当地的学生；它所隶属的那个大学多年来有经济上的困难。但是，我看它却是国内师资最强、员使人感兴趣、最使人兴奋的医学院。在街对面布列维的北邻，正在兴建一座实验和教学大楼，还有建造新的大学医院的计划。

几星期之后，要我到纽约去和人选委员会面谈。这个委员会包括纽约大学医学院大多数科室的主任。谈话进行了几个小时。他们问我，如果我被选为科主任，我对病理科要怎么办。我知道那个科很小，由于最近有人退休和辞职而感到人员缺乏。我回答说如果可能，我要补充实验病理学(按我的见解包括免疫学)方面有能力的研究人员。我还希望病理的教学应该使医学生接触相当数量的、在医学中重要的未知方面。我说我认为处在基础科学和临床学科中途的病理学，应该在很好地完成其它比较明显的任务的时候，对未知的方面要给予特别的注意。

过了几个星期，已经到了春天，麦克尤思通知我：如果我愿意接受，我就是病理科的主任了。我和我妻子决定那年夏天搬去纽约。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有和纽约大学的人谈过经费的事。我知道经费很有限，如果要实现我脑子里的那种扩充。就需要从国家卫生研究院得到经费补助。我不无忧虑地发现，我的薪金比我在明尼苏达的少些，而纽约的生活费用却要高得多。但是，那个机会甚至比我最初以为的还要诱人，我们就开始在纽约找寻住下的机会。

在明尼苏达，内夫一家是我们隔壁的邻居。他们在几个月之前先去了纽约。约翰·内夫(John Nafe)是地球物理学教授，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职位，当时正在拉蒙特观测台(IJa—mont observat。ry)工作。那个天文台位于哈镕逊河西岸，在城北15英里。我们和萨利·内夫(sMy NafG)取得了联系，她就开始找起了房子。就在拉蒙特的北面，建在帕利塞兹的一个豁口处，有个斯尼登·兰丁村(Snedens IJand5n8)，是个古老的荷兰居民点，约有35所房子。这些房子零散地处在7一w公路通到海边一条盘旋路的两旁。内夫太太听说其中有一个最近修缮过的古老的荷兰农舍刚要出租。那个村很长时间以来已经又住上了人，是些艺术家、作家、演员和少数科学家。我们很幸运能在那里找到一所房子；很多城里的人希望能住在那里。我们在长途电话里听到了之后，我和贝利尔就拿定了主意。我们把家收拾了，我把实验室正在进行的试验了结了，在1954年的夏天搬到了这里。

斯尼登真是好，什么都有。小学在过了公路很近的山坡上。在小学旁边有百货店，还有帕利塞兹乡村图书馆。好几代的读书人赠给这个图书馆许多适于各种年龄人读的好书。我们的13岁、10岁和6岁的3个女儿高兴地注了册，9月开始了学业。学校的活动是这个村注意的焦点，大多数教员都是当地的居民。帕利塞兹和罗克兰县其它小学赛垒球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去观战。我们的大女儿艾比盖尔成了一名不错的投球手，成了球队的正式队员。我还记得有一个星期三下午，帕利塞兹队在一场球赛里输得很惨，因为那个县有个规定，所有班级的宗教选修课都放在星期三下午，因而那个队缺席了好几个最好的队员。他们输得很英勇但很懊丧。比赛快到结束的时候，队员突然高兴得喊了起来：“天主教徒来了!”他们真来了，跑进了球场，因问答宗教教义的美德而满面红晕，准备好去对付整个世界。他们真做到了，把球赢了回来，而且赢得很漂亮。从那天之后，“天主教徒来了”在我们家的语言里保留了下来；每当我们感到自己处境不佳，但前方还有些希望的时候——例如信里有个没曾料到的支票的时候，我们就高兴地说：“天主教徒来了”。

斯尼登唯一糟糕的是：从哈德逊河边上的上帕利塞兹到东河边上东30街的距离太远。怎么定也不轻松。在几个星期里，我幻想着能按时间有秩序地来往于城乡之间上下班：贝利尔开车把我送到几英里以外的塔潘火车站，我坐7点左有的火车，带着皮包和报纸，又长又侵地到达威豪肯，坐渡船过哈德逊河，再坐公共汽车经34街到我的实验室。每天总是迟到。我不这么走了，还是开汽车：向南过乔治·华盛顿桥，穿过曼哈顿，每天要一小时或一小时以上。在后来的4年里，我终于进入了一个汽车的海洋，每天平均约有4个小时在闲谈；我计算了一下，每一年都有整整两个月要坐在汽车里。

新科主任的第一个责任就是补充新人员。它常常还有个极为困难(有时是毫无办法)的工作，就是请一些已在台上的人离开。后一项工作没成为问题，因为纽约大学的病理科由于过去几年的损耗，已经变得很小了；可能由于自然选择，留下来的都是很强的：霍尔(J。hn HaU)，外科病理的能手；库什纳(Marvh Kushner)，他现在是纽约州立大学斯托尼布鲁克分院的院长；还有麦克拉斯基(RobGrt McCluskey)，现在是麻省综合医院病理科主任。这些人和为数不多的低年人员是科里的主力。不久前因病离开纽约大学的威伦斯(S58mundw9ens)，一年后回来主持了布列维病理科的工作。

在30街和一大马路的新医学科学大楼里，病理科房间的面积是足够的，但是它设计得主要适合为看显微镜的人使用。所有的房间都是些小方块，有两个放显微镜的台子和一个水盆。实际清点后，科里现有的研究用实验设备有：一个水浴，一个温箱，几十个放试管的铜架，和两个历史悠久的离心机。幸好，因为电线和管道都在天棚里走，那些墙根容易推倒，而且工作台可以移动，所以不到几个月，我们就有了些宽敞的试验室，可以做一般的研究了。

我原来以为补充人员一定很困难。在那个时期，病理这个学科并不能特别吸引基础研究人员，即便是从事动物模型的实验病理研究人员。地方太小，纽约大学的工资较低，住在纽约市及其郊区会带来家庭生活上的困难，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不能吸引我们所需要的人员。

我没有将一个电话把我带来纽约大学的那个吸引力计算在内。麦克劳德、史密斯、奥乔亚、佩彭海默(A．M．Pappen—he加er)、戴维斯和其他人的吸引力已经足够了。我很快就收到了一些我曾希望请的人的来信，问我现在想做什么，这个地方怎么样。来到的第一位是斯特森(Chandler Stetson)。他过去在霍普金斯，曾做为一个博士后研究人员和我一同工作过，后来到了洛克菲勒，又去了陆军，在怀俄明州的沃伦堡风湿热实验室研究链球菌。我在电话上问斯特森愿不愿意考虑到这里来，他的回答是一个月内他就到。

接着我收到了核物理学家西拉德(IJeo szilard)从芝加哥大学他实验室打来的长途电话，他说他听说我正组织一个新型的病理科，他说我应该把正在华盛顿瓦尔特·里德医院用鸡胚做极其引人如胜的免疫研究的格林(Howard Green)组织进来。我给格林去了电话，他在还没有看看的情况下就答应前来。

那年的下半年，我到巴黎参加一个免疫学会议，遇到了在布鲁塞(Broussals)医院工作的年轻免疫学家贝纳赛尔拉夫(Baruj Benacerraf)。他生长在巴黎，但大战期间来过纽约，就读过哥伦比亚大学，在弗吉尼亚医学院得到医学博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卡博特(Kabat)的试验室里做博士后的免疫学研究，后来又回到了巴黎。我们吃了一次时间很长的午饭，到上咖啡的时候，他已经同意来科里做助理教授，年薪5000美元。

这些人还吸引了其他的人。在后来的两年里，我们召来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年轻研究人员，大多数是研究人类疾病免疫机制方面的人。同时，休教学年假的研究人员开始到这个科来工作：伯明翰大学的盖尔(Ph山p GeH)，巴黎的维森(Guyv0535n)，布拉格的斯特策尔(Jarostav Sterzl)，爱丁堡的波特(Jacobus Potter)和巴赛尔的梅歇尔(Peter M1escher)。梅歇尔是一位实验血液病和免疫学专家，来纽约访问过几次，最后决定接受这里的一个永久性职位(他1966年回到瑞士，去领导日内瓦的血液病临床)。

那是病理学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病理学这个领域过去有个长期仔细研究病态结构的历史，多年来从事于仔细分析疾病中特征性的形态学改变。就在我们组织纽约大学新病理科的时候，大家认识到弄清疾病的机制是学院病理科的正当责任，而且认识到用科学的试验是可以弄清这些机制的，这一点在免疫学中看得特别清楚，而过去没有把免疫学作为病理的一个部分。现在，在病理科这一个科里有了那么多年轻的研究人员，很快就使纽约大学的学生发生了兴趣，我们的试验室开始不断接受医学生，他们自愿做助理工作，加班加点，周末不休息，假期不离开。对于这个科室，这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变化，没有比来了大学生对研究更有刺激作用的了，何况纽约大学的学生是我们大家见过的最为进取、好奇心最难满足的学生。结果是培养了纽约大学一代新型的愿做免疫学研究的毕业生。其中许多人后来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如戈特施利希(EmH G。tt2chHch)，他后来在洛克菲勒研制出抗脑膜炎球菌和抗淋球菌的疫苗；西斯金德(Gregory shkind)，现在是康奈尔内科教授；贝克尔(Frederlck Becker)，现在是休斯顿安德森中心癌症研究所的主任；赫伯曼(RonaId Herbman)，现在是国家卫生研究院一个部门的主任；还有一长串其他人；他们都是在这个病理科首次开始从事研究的。

病理科实验室很快就人满为患了；那些小小的房间最多只能容纳申请来的一半人。但我的印象是，人拥挤的时候工作做得更好。不论多么高级的研究人员，自己支配的单间也不超过30多平方米。偶尔有些不愉快的抱怨：人们互相碰撞；仪器挨不上号，特别是那些价钱高、共同使用的仪器；来访的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办公室(包括我的办公室)简直像佛宪，只不过两平方米左右。但是研究工作却在不断地进行。每一个人都参加教学，上午给二年级整班讲课，下午就在教学实验室从这个台子转到那个台子。由于科里的人员很多，所以谁也不感到教学任务过于繁重。学生的实习实验室和古老的布列维医院的尸体解剖室，这两处都是教学活动的中心，总是挤满了学生。

最初，来科里接受博士后训练的实习大夫和住院大夫都是些年轻人，其中有少数妇女，他们都想成为医院里的病理大夫。那时，这样的专业人员很缺，一个医院的病理大夫(常常要管理所有的诊断实验室)保证有个不错的前程，薪金也接近所有医学专家的最高水平。后来，在我们科重组了几年之后，有些准备在学院里做学术工作的人，开始申请到我们这里，来接受病理医生训练的同时，还要求接受研究工作的训练。再往后，甚至有更多在其它地方做完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的人，来学习免疫学的研究。

开始的时候。在医院病理医生的全国团体内，对我们有些怨言，甚至在病理杂志里还有几篇很吓人的文章和编辑部文章。有些人认为我们正在或正在想使经典的病理学偏离它的传统方面、还想把年轻人训练得去做研究工作，而不去做病理医生的业务工作，也就是要把病理抱着走下坡路。我对这些评论做出的反应是：从19世纪魏尔啸开始，人类疾病机制的问题一直是病理学的一个内容。我们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并没有偏离那个传统。然而，我们真是不想再训练一代医院的病理大夫。我们在这方面并不特别专长，即使专长，我们的学生中想受这种训练的也不多，有很多其它医学院培养这样的人。

但是到了后来，受过实验病理学训练成了被接受为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的优越条件。我在明尼苏达和纽约大学免疫实验室的8年中，在通过了训练课程的人中。有10位后来成了一些重要大学的科主任，包括哈佛、耶鲁、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密西西比、明尼苏达、西北和纽约大学。

在我任满病理科主任职务的前一年，纽约大学医学院接受了州comm。nwealth基金会的一大笔款，共达75万美元。讲明钱可以用在对学院的未来最有好处的任何方面。基金会以及院内的初步讨论都考虑设立一些新的培养医学辅助人员的专业，例如理疗人员、职业治疗人员、医学社会学工作者，以及其他和医生关系密切的专业人员。我们争论得很多。一群叛离整体的科主任，由麦克劳德带头，开始碰头讨论其它的主意。过了几个月，我们提出来一个不同的计划，最早是由我起的爱。这个新计划称为“荣誉计划”。我们计划新得来的钱都要用于一个目的：让一些优秀的医学生在上学的时候就参加基础研究，给它们奖学金，使他们在正式课程之外有更多的时间，要求他们在毕业前完成一个完整的课题，还要“得到荣誉”。在争论了很久之后，这个计划打赢了。创建的执行基地和办公室设在病理科。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这类计划。它后来得到了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支持，成了其它大学类似计划的前驱。后来它积累成了在20个左右医学院里进行的医学博土一哲学博士双重学位的训练。回顾起来，我认为这是我在纽约大学期间参与过的最引入入胜的一项实验。
十二、纽约大学布列维的内科
1958年，我做满了病理科主任的4年任期，换到另一个职位上，也就是换了另一个世界。布列维医院内科主任，也是纽约大学内科学系的主任蒂勒特博士(w皿仰s．Tmen)在65岁时退休了，人选委员会正要找一个接替的人。没有让我参加这个委员会，这使我很惊奇，因为内科和病理科互相依赖的研究关系一直很密切，这既是历来如此，又是这两科都对疾病的机制感兴超所造成的。我认为我的科应该有个代表参加决定。当我正想找入选委员会表示异议的时候，委员会却找到了我，问我是否愿意接受这个职务。

我不答应，但是很轻声轻气，因这我怕他们真信了我的异议。我提出来，大家都看到我已经和临床离得很久；而且过去我在小儿科、神经科和内科的经验都差不多；我说到人选委员会应该到各处寻求更有资格的人。但这时我却又大声大气地说，如果他们真想叫我做，我马上就上任。

并不是我在病理科感到不满意。我很满意，很喜欢这个职务，也很喜欢这个科。它是我一生中美好的时候，我愿意终生留在病理学教授的职务上；但是去主持布列维临床的机会却让人无法抗拒。

布列维很像波士顿市医院，是一组开始散架的古老建筑，长长的大病房住满了纽约市病最重、人最穷的居民。纽约市给这个医院的经费不足，但却要求它不能像曼哈顿的其他医院一样，而是只要病人上门，就要收留入院，在1958年，这里的内科临床由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3家负责：临床三部和四部由纽约大学负责，在布列维院内古老的c SLD大楼里，朝南，面向东河，占4层楼房；哥大负责一部，康奈尔负责二部，每部有两个病房。这3个学校在房舍空间和争取威信方面时有竞争，有时还很激烈；但是另外两位主任——医学学术上广泛受人尊敬的哥大的里查兹(D1ckenson R亿hards)和康奈尔的阿尔米(Thoma3A1my)，都是我的好朋友。最难的问题是纽约大学内科的临床四部，它一直由医学进修学院管理。这个学院是纽约大学的另一个部分，它的临床专业人员都定在几个街区以外古老的进修医院里。多年来它为非专科开业医生开设复习提高课程，让他们在学年里分批下到病房来，每批几个星期。但是病房里没有轮转的医学生，也没有多少进行科学研究的地方和设备。我的任务是把四部和三部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纽约大学的内科临床，并且把4层楼的大约120张病床都用于医学生、实习大夫和住院大夫的教学和训练。开始时就觉得这是个很难办的工作，感到随时会遇到不愉快。这里有两个不同的任务：一个是医学生的教育，一个是毕业后的进修教育，它们似乎互不相容。它们是两组专业人员：一组致力于医学科学的基础方面，有建立更为深入广泛的研究室的雄心；另一组所注意的几乎只是实地行医；这两组人之间容易发生争执。除此之外，当时还有个最糟的问题，和行医的收入有些关系：靠布列维的北面要盖一个医院，收医生自己的私人病人，方案已经有了，将来老的进修医院也要搬进去，但把医院的名字改为大学医院。只收四部的医生的私人病人?还是只收三部的?还是两部的都收?新医院里的床位该怎么分配2医生的收入和它真有关系。

还有个问题。纽约大学还有个康乃尔和哥伦比亚所没有的最困难的任务，是管理布列维精神病中心的另一组病房，称为精神医学部。它的床位住的是同时既思精神病又患内科病的人——来到布列维，患有肺炎、脑膜炎、心脏病、糖尿病，或其它内科病的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酒瘾以及老年患者。他们既需要内科医生，也需要精神病医生的诊疗。这些病房也必须和纽约大学的其它临床部门组合在一起，用于教学和研究。

这是个很大的任务，我和纽约大学教员中我所有的朋友都没有完成它的信心。大家认为不论搞什么改革，随时随地都会有学术上的争吵，会有来自四面八方的阻力。但是后来看到，它并不难。我在位8年，在当时那是我的一个纪录。我离开那个职位(当时还有点勉强)是因为去做医学院的院长。

所以能做好，是因为那些事所涉及的那些人的素质。这两组人虽然承担不同的任务，但是他们的高级大夫都(只有少数例外)是他们从事的那个方面的卓越能手；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他们多数是在布列维受的训练，在这里成长起来的，他们留在那里，是由于他们在这个医院里的事业。著名的肾科学专家法伯(saulFarber)和发现免疫反应中重要成分“转移因子”的劳伦斯(Sherwood IJawrence)，都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也是我所遇到的最好的临床医生一科学研究家，这些人和他们的同事都热爱布列维这个医院整体，那两个单位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工作单位。

我在理论医学许多方面的混合背景，对我做这个科主任可能也有益处。大家都不会觉得我有所威胁。大家承认我对传染病和免疫学有些认识，但是无法设想我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能在纽约大学内科里支配各个分支和专业的枢密顾问官。大家也很清楚我不能摇身把自己变成开业的大师，去接管新医院的那些病床。

在以后的几年里，这个科逐渐扩大，成了一个相当大的、有实力的临床一研究组织。有几层没有使用的房间，有些是很久以前任结核病人的，这时改成了可使用的研究实验室。有一些实验室放在医学院大楼之内，还有些放在后来盖好的大学医院里。它成了当时的一个大科，有60多个实习大夫和住院大夫和比这个数目还要多的博士后和研究助理人员。到了1966年，这个科的一些年轻临床研究人员和教师，被每年一度的大西洋城5月美国临床研究协会年会邀请在青年讲坛发言，其数目足以和来自国内各处以研究为方向的大学的竞争者的数目相当。那些年，在大西洋城的节目里有篇文章，对于医学学术成就来说非常重要，是前程阶梯上重要的一级。大西洋城后来变成赌博中心，这个会却仍然按计划进行，不过换在其它城里。每一年它仍然正式宣布“大西洋城大会”要在旧金山，或华盛顿，或在什么地方举行。

在布列维期间，我最感兴趣的巡视病房是在精神医学病房。过去这些病房被教师、病房大夫和学生看成是个“西伯利亚”，但是在仔细考查之后，它们却成了教学问题的“金矿”，是布列维医院范围之内最能启迪智慧的地方。由于精神错乱在家中或在纽约的街道上无人照料被送来医院的一些人，似乎思了一些普通常见的疾病，但是后来却发现在精神病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特别的疾病，有时甚至是有一种造成精神问题的疾病隐藏在后面，例如甲状腺的一些异常。在过去和后来，我从来没有见到慢性酒精中毒有那么多不同的表现，大多数都是酒精本身造成的脑症状，例如震颤性麻痹、科萨考夫综合征、维尼克综合征、多发性神经炎、急性酒精性幻觉，以及失语症。在很久以前教给我的是，这些情况基本上都不能恢复。一旦酒精开始溶解脑髓，就没有任何办法去改变它的影响。看到这些病人逐渐从他们的地狱之中解脱出来，好了，衣着整洁了，出了院，但不顾住院大夫和护士的难听的警告和指着鼻子的告诫，大多数人又回到包厘(Bowery)大街，这总是真让人吃惊。我知道有个中年男子，3年之内10次进出精神医学病房，每次都有重度的失语，记忆全部消失；每次都只靠卧床休息、营养食品及护士良好的照料，他又变成了一个聪明、沉思并感到懊悔的有些幽默感的人；在他行进的路上，又一次去了城里破旧和下等的地区。

布列维还是市里收患病的犯人的医院，或是赖克斯岛上的，或是曼哈顿拘留所的犯人。在这些犯人中，有些是危险的人物，他们的病房设在精神病大楼称为精神病监狱病房楼层里，上锁，有岗；还有些是犯了轻罪的，就住在纽约大学临床的大病房里，但总是有警官日夜轮流在床边陪伴。晋员们似乎很喜欢这个闲散的工作，但是实习大夫却总是对这种侵犯他们权威和浪费市政经费的事感到愤慨。我记得我巡查的病房里有个男病人，年纪不小，体态肥胖，在纽约时报广场拘包时被人逮住，在赖克斯岛上服刑期间发生了充血性心力衰竭。我为他检查时，他在氧气帐篷里半坐着，呼吸的样子看来真像即将断气；这时一个带枪的警察站在我背后值勤，从我肩膀后面盯着。我感到我们两人都是在为一个即将死亡的人举行某种毫无用处的仪式：我当然是不能不这样做，但为了不让那个倒霉的人从病床上跑掉，他却完全不需要在那里。真幸运，强心药毛地黄和利尿药意外地有了成效，住院几周之后，那人可以不用氧气了，能够坐在床边的椅子上，而且还和他的警方保锦谈得十分亲切。后来他出了院又回到监狱去坐满他那短短的刑期。6个月以后他又来到病房，又进了氧气帐，又是在纽约时报广场因掏包被捕的。这次住院后我们没能再知道他的情况；依我猜想，他可能还干那个。

对于一个实习大夫来说，学习如何为病情严重并处境最糟的人提供尽可能好的医疗照顾，布列维是个独特的场所。如果你能在布列维打了满分，你在日后就能应付任何情况。我有个实习大夫，性情温和，沉默寡言，非常聪明，在医学院学习时各科的分数都很高。在开始工作一周之后，医院找不到他了，警方在市内一个旅馆房间里发现了他，不省人事，在那里用一种巴比妥安眠药自杀。把他救了回来，他向我们深深悔过，说他是伯自己不够优等，伯自己做错什么。经过努力的说服，他又回去工作，后来成了布列维最好的医生之一。

所有的医疗器械，从青霉素到卫生纸，所有的物品都供应不足，甚至完全缺货。实习大夫学会了在紧急时刻到其它病房去偷，甚至还秘密蘸下供应药品。床、轮椅、暖气、窗子、电梯等等，什么都需要修理，尤其是电梯，几乎有一半时间不是出毛病，就是无法使用。里查兹从哥伦比亚那个部门退休的时候，我们在世纪俱乐部为他举行宴会。大家讲话结束之后，送给他一个铜压纸器，是仿着A SL B大楼电梯按钮铸的，还带着一个通知：一个按钮是“上行”，另一个是“下行”，附有一个小小的标志：想上行请按“下行”。

布列维钱多钱少的问题还不如钱是怎么用出去的问题大。布列维有个中心管理办公室，但是纽约市的医院科(De—partment。fH。sp购1s)却是真正日常的管理部门。这个医院科管着所有的市医院，办公室在好几英里以外的沃思大街125号。甚至要点小东西，例如手术用的手术衣，都必须通过那个科的办公室的某些文犊官僚，而大部分这类申请还要有其它市办公大楼里的市购置科和预算局的签署。实在说，每个预算年开始时，给布列维的经费还可以满足医院的需要，但是它却只能从市区那里一项一项地用。真正的经费总是比原来分配的少许多，有些年能少25％。布列维有些像是纽约城的朴满：在账面上可以拨给3500万元，但是那年只让你花2500万，留给市里1000万，用于扫雪、维修地铁或者整修路面。

这真是个其糟无比的制度。里查兹、阿尔米和我用了很多时间到沃思大街去和主管医院的官员艰苦地争论。他的反应总是：他支持我们的想法，但是他没法子改变什么。有几次我们最后到了市长办公室，仔细解释了当时管理布列维的方法会危及我们病人的生命。有一天，我在一个委员会的盛大集会上遇到了一位居于高位的市政官员，我以为我到底来到了魔鬼统治的中心，所以提出了我们希望得到支持的呼吁。但他却表现得十分冷淡，安之若素，说布列维的钱足够了，还说市里不能再给那个住满了酒鬼游民的地方再加钱。我气得提高了声音说，在布列维的病人里，酒鬼游民只占很小一部分，医院里住满的是男男女女、大人小孩，住到这个医院是因为他们没有钱；然后提出改革这个系统，给医院足够的权力，让它自己决定把钱(哪怕只是官方经费的一小部分钱)用在哪里。我什么也没说通。他冷淡地告诉我，经费预算局多少年来就是这么管的，你当教授才几年?

一夜这间，我变成了一个性情暴躁、总是生气的改革者。我写了许多愤嫁的信，做了许多演讲，向我所能找到的每一个选出的官员的耳朵里吹风，甚至去和当时民主党的头头德赛皮欧(c盯mineDe sapl。)秘密会面，说明这个制度的弊端(有人告诉我说这个是好主意，但是它不是!)。

有一天，我知道了经费预算局一位管事人的名字，在以前取消布列维经费的那些项目上总有他的签名。我就到市府大楼去，看看这是个怎样的人。他的办公桌在一问大房子里，里面还有20多张办公桌，屋里到处是僻僻啪啪的打字机和不断响铃的电话机。他的桌上堆满了纸张。他是个胖子，面容和善，态度友好，还有点像是长辈那样的态度。他靠在一个牢固的转椅的背上，手里拿着一枝红笔(红的2)。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是布列维的内科主任，对这个医院的崩溃(比崩溃还要糟)有些关心。他说：啊，他早就知道了，他正在紧张地工作要把它修理好。我们的谈话很短，也很不让人满意。他告诉我，他在那个办公桌上已经工作了25年，在这之前做土木工程师，对医院的什么事都清楚。当我离开他办公桌的时候，他说：大夫，祝你走运。

我们决心要组织起来。阿尔米有个从事公共关系专业的朋友，主动提供免费服务，组起了一个新的免税社团，称为“改良布列维联合会”。它有两个目标：说服市政当局实施那个拖延的重建整个医院的计划，同时，使布列维脱离市里的官僚机构，使它有某种独立性。第一方面比较容易。建筑图已经画好了，所需要的只是组织一个代表团去预算委员会讲，请他们加紧进行。在那个时期，1960年代初期，这样一个大的市政工程计划在政治上有许多诱人之处，而不论它要花费多少。实在说，谁都不知道确切要花多少钱。官方的估价是5000万；但12年后(比预定的计划晚了9年)那个漂亮的新医院建成时，花的钱大约是最初预计的3倍。

但是第二个任务却困难得多，在最后看来，甚至是不可能的。到最后，纽约市的规章出来挡路了。根本没有一个法律措施能使布列维摆脱曼哈顿南部那些监察机构的手和红笔；谁要想摆脱它们，谁就会蹲监狱。后来，我们有了一个新计划，并且把它带到北面的阿尔巴尼。那是一条立法，按照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的形式，建立一个私营公用事业公司，它可以拥有并且经营市的一些医院，但是每一个医院都由自己管理。这个方案的中心是使整个系统完全脱离开市政府，让所有的基金都来自医疗照顾方案(Medicare)和医疗补助方案(Medlcald)两个机构组织。在1960年代末期的那个时候，看来完全是可行的。这个议案通过了州的立法机关，但到了即将通过的最后时刻，有人塞进了一条规定，让市长任命那个新公司的主席和董事会成员，从而还是像以前那样继续牢牢地控制那些医院。做到的是建立了一个新的高度集中的官僚机构，和原来的医院科完全一样，还是在远距离上管理医院。它是个让人失望的事业。我仍然想它也许会像一个公众当局那样工作。即使自1970年代保健经费扣减了，但它也会比现在这个系统的成效好。

1966年，我做了纽约大学医学院院长，那时我就离开了医院，到了那条街的上头，但是没有完全脱离布列维的事务。房屋问题还很严重，既影响了布列维也影响了医学院。附近的那些街区都是贫民区的房产，有许多不能住、快要倒塌的房子，但结了婚的实习大夫、护士和技术员却找不到住房。菲普斯基金会把这个问题接了过去，我们大家又回到市政府，带了个提议：拆掉23街和30街之间7个街区的房子，盖新的公寓大楼。在60年代末，这个计划被接受了，几年之内，布列维南院盖好了，满足了当地的居民和布列维同仁们的需要。

今天，布列维已经是一个崭新而壮观的建筑，位于30街南面，是东河那里主要的一个巨大的白色方形建筑物。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已经脱离了它，纽约大学现在管理了全部的地方，和上面街区的大学医院分别担负了临床和技术上的工作，安排得非常出色。正像我第一次进进出出旧楼那些破旧的门时一样，我现在还认为它是国内最突出的医院，它的医护人员是最有献身精神的。如果我在出租汽车里病了，或者更糟，在纽约街上被撞倒了，我希望能被送到这个医院。

当我驱车经过，或者在远处思索时，我有两个清清楚楚的记忆。一次是1959年，一个清晨和实习医生讨论，那时我刚刚做内科教授。一个年青的实习大夫报告一个肺炎和脑膜炎住院两周的重病人。这个大夫头一天夜里一直没睡，做了他所能想到的各种治疗，并且请了传染病科的高年医生和主治医生帮助，但是病人还是死了。在他正式报告病情的中途，他眼睛里闪着泪水，甚至流下了面颊。在报告完结的时候，他哭泣了起来。我知道这不是因为治疗的失败，而是由于伤心。，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所在的医院是怎样的一种医院。

我的第二个记忆是巴洛太大(Marjorie Barlow)，她已80多岁，主持病人图书馆的工作，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巴洛太太、我的妻子和另外几位妇女(都是不取报酬的自愿工作人员)，在布列维病房推车送书给病人。巴洛太太身材修长，看来十分衰弱，是位研究贺拉斯(Horace)的学者，还是研究赫罗斯维塔(Hr08whha)的权威，而且知道所有有关拳击的著作。她把一组病房留给她自己的书车，不许别人去管那些病房，那就是精神病犯人病房。她在那里总能成功地交上新朋友。那些病房的病人都很尊敬她，她从来也不感到害怕，尽管那里有很多让人害怕的病人。她从感情上尊重其中一些病人，她曾说：“你知道，他可是一个很好的读者。” 
十三、保健委员会
在我读医学院以前，我对公共卫生专业的认识，只局限于幼时的儿歌：“马古里特，去洗洗脚，保健委员会已经来到街上的拐角。”在医学院，除了“卫生调查”外，我们对公共卫生学得也很少。卫生调查是三四年级之间的暑期要参加的一项实地研究。所有的学生都要两人一组到某个城或某个县的卫生部门去作为观察人员。我有个同班朋友家住在辛辛那提，我们就安排去调查那个城市。调查用了两周，写报告用了一周。我们学到了更多有关污物处理、水质细菌、性病门诊、婚前华氏反应、公共浴室等的知识。但是这似乎与医学离得很远。这就是1956年我被任命为纽约市保健委员会成员时，我曾接受过的训练情况。我在这个委员会里服务了15年。

纽约市保健委员会在国内这种团体中资格最者。1866年已经组成，是为了对付那时在这个城市肆虐的霍乱和黄热病的流行。它是依法设立的一个独立立法机构，有权订立直接有关本市公共卫生的法规。这些法规过去称为卫生条例，现在称为保健条例。委员会有5个成员：卫生专员、3个医生、一个非医务的普通人。

委任我为成员去接替刚刚退休的洛克菲勒研究所的里弗斯博士，另外几个成员是代表公共卫生的埃默森博士(HavenEmersnn)，当时康奈尔医学院小儿科教授莱文博士(samuelz．Lev522e)，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首脑巴纳德(ches：erBarnard)。后来，洛布(Louls Loeb，曼哈顿的律师)、麦克德莫特博士(wakh McDermott)和海斯(PaulHays，哥伦比亚法律教授)成了委员会的成员。我在这个委员会任职的15年里，大部分时间卫生专员都是鲍姆加特那博士(IJeonaBaum8artner)。

大约在我成为委员的那个时候，保健委员会以及市的卫生部门开始没有什么好做的了。很久以前。在19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和20世纪初，纽约市卫生局在作风和速度上曾为美国城市和州的卫生部门作出了表率，它在成就和创新上的纪录，是悠久和优异的。但是现在，在1956年，曾经使这些部门花费那么多精力的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结核病早已相当少见，已经不要像过去那样采取措施寻找病人并寻找和病情活动的病人接触过的人们。梅毒和淋病还很重要，但是这时它似乎已经是治疗问题而不是预防问题了，至少看来如此。过去需要在城里的学校和家庭进行隔离的严重流行病如婴儿瘫、伤寒、猩红热、白喉等等，早已得到了控制。几年以前，旅游回来的人曾在短时间内使天花上升了一下，使这个城市展开了一次任何城市过去都不曾有过的大规模种痘；但是天花、鼠疫、霍乱或其它疾病都不曾流行。对居民的传染病保持不懈的警惕，过去一直是整个卫生局的传统任务。这时，卫生局就要考虑将来自己还有些什么用处。

还有少数传统的作用，是保健委员会也会很快放手的，但是它们却涉及市里的经济生活，乳品是其中之一。前几十年，委员会曾密切注视乳品行业，因为牛有结核菌和链球菌的感染。这意味着要有个监察系统针对所有的环节——农庄、收集和装瓶公司、卡车运输，以及城里的乳品商店。已经采取的在乳品容器标上日期的办法，不仅保证了用户的奶不酸，而且还保证奶里的细菌不会过多。做这些都花费许多钱，不只是用在卫生部门检查和取样上，而且还用在生产和分送奶品所需要增加的人员上。由于看来奶品似乎已经不是纽约重要的带病来源，所以专员和保健委员会就提出停止乳品的那项工作，并且向公众发了一个声明。解释它的意思。四面八方——乳品生产者、乳品处理者及卡车司机工会、店主、各种市民的机构——人声鼎沸了，都要求举行公众听证会。律师送来了长长的诉讼和请愿书，反对对乳品做任何改革。

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三的上午，是保健委员会的例会。我就任的第一年，几乎每一次开会的议事表上都挤满了奶品的事。我记得一天早上讨论到奶瓶上盖日期的事，有个送奶卡车司机的代表律师对委员会发言。他真正的考虑是：如果改变了或者取消了加盖日期，卡车司机就会少走几趟去拉过期的容器，活儿就少了。可是他不这么说。他跑到讲台那里，晃着拳头，朝着我们吼叫：“先生们，你们能够证明过期的奶品不能引起癌症吗?”我们没能做点什么。对法律做点改变，即便是很小的改变，都要惹出新的公众听证会和向法院起诉。奶品法还维持着过去的那个样子。把城市的水氛化，成了卫生局的一个更为困难更为动感情的问题。在1950年代中期，已经有了无可争辩的证据：在喝的水里加入微量的氟化物，的确能够预防虫牙龋齿，而且还知道它完全无害。在所有的公共卫生措施中，它似乎是最为合理的。纽约市已经拖延了很长时间，而且纽约市的需要还大于其它大多数城市。它的贫困市区的儿童，绝大部分从来没有找过牙医。虫牙和牙过早脱落是千千万万人严重的健康问题，但是对此却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局里对加氟的前景十分热心，因为这是表达专业有点用处的机会。保健委员会通过了决议，要实行水的氟化。市长同意了。这时天塌了下来。一个个市民组织和它们的律师要求举行公众听证会，反对他们所说的“想毒害居民”。当时，这件事好像要在法院里搁浅几年了。在这事的初期，以及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它似乎有了某种意识形态的意味，而且越来越尖刻。有一次冗长的听证会，是在财政监察委员会面前于礼堂里举行的，从午后一直拖到午夜。一个个动感情的发言人，指控我们这些保健委员会成员不是共产党也是共产党的工具。在美国的很多地方，有人把氟化饮水看成是想把美国搞垮的一个外国阴谋，可能是想引起一场癌症的流行。氟是非美的。最后扭转了乾坤的是医学会、牙科学会、护士组织、纽约律师公会的代表，最后是院外活动人员。他们被说服了，相信纽约市的居民会因此而牙齿健康，从而省下很多的钱。有天深夜，在最后一次听证会之后，市长和财政监察委员会批准了相当数目的拨款，以购置必需的设备。保健委员会悄悄地为自己举行了一次庆祝。

卫生部门的人员找出了其它一些需要改革的公共卫生问题，列出表来要委员会考虑。历来注意的事情都在单子上——餐馆和商场卫生、肉类检查、海洛因瘾、吸烟、酒瘾、耗子和婶螂、市民定期体格检查、免费为儿童接种疫苗等等。但是在议程里列第一位的，也是卫生部门工作人员真想能有机会做到的，就是住房。特里克特(Jerome T r5chter)是长期在卫生局工作的专业人员，也是一位真正献身的公仆。他为保健委员会安排了几次巡视，让大家直接看看哈莱姆(HarLem)、南布朗克斯(South Bronx)、贝德福斯泰弗森塔(Bedford Stay代3ant)和布朗斯维尔(Br。wnsvlHe)这些区里的人们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即使是在1950年代末期，那时也很清楚，纽约市大片的住房(尤其是市内大多数贫民住的“旧法规”的房屋)，简直是尚存的废墟。还有一点也很清楚，那些房舍对所有住在里面的人的健康都是威胁。我们在冬季的几天里，坐着长而闪光的黑色大型高级轿车，从一个街区走到另一个破烂的街区，好像是非法的入侵者，深感惭愧。特里克特早选好了路，带着我们爬上爬下，在那些出租的房子和多层的古旧公寓里出出进进，让我们亲眼看到最糟的情况，还带着局里的照相师，沿途拍下照片，使我们不会忘记见到的情景：阶级残破的楼梯，还没有照明，黑暗中会使人挥坏；积水和漏水的洗盆和便池，水都漏到了楼下的人家；走廊里宙子破碎；地下室里锅炉毁坏；耗子像猫大，嫁螂像耗子，每个厨房里东西都是满满的，小孩子围在燃烧的火炉旁，其它屋里没有取暖的设备。那些日夜燃烧的火炉，既有引起火灾又有造成煤气中毒的危险，但却是唯一可以做到的办法。在每套房子里，都用炉子，还有其它一些新发明巧妙的玩意儿(主要是铁棍)，拴住或顶住前面的大门，防范着为买海洛因而偷钱的人。这差不多是25年前的事了。就我所知，从那时以来唯一改进的只是最后拆除了南布朗克斯和布朗斯维尔的一些这种房屋，很可能把这里的房客挤到了城的其它区域，现在可能还是一样糟。1950年代官僚机构的其它部门使卫生部门明白：它并不真是保健问题，它不是卫生局而是其它市政部门管辖的事。无论如何，即使在那个时候，钱也开始用光了。

保健委员会的注意力被其它一些比较好办的、比较小的事吸引过去了。在布鲁克林爆发了一次肝炎。流行病工作者追源追到了海边一个为来港水手文身(在身上刺花纹)的地方。在几个星期里，这成了需要定出新法律的一个重大事件。有更多的讨论、公众听证和法律文件。能不能定出管理条例以保证把文身用的针消好毒?或者一劳永逸地把文身店完全关掉?这不是件难事。到了最后，尽管还不能完全相信文身有传播肝炎的危险，但却找不出文身对公众有什么好处，所以还是把文身店取缔了。这是个小小的(的确是极小的)安慰，几乎让人感觉不出是个安慰。

在法律上，保健委员会有很大的一个权力，是只属于它自己、而市和州的其它部门都不得染指的一个权力，即宣布处于紧急状态的权力。它开始于19世纪，为的是让市政当局采取防止疾病流行的紧急步骤合法化。例如封锁某个区域，停止公民的迁移，甚至在必要时将人锁在某处。保健委员会要根据专业的意见，先宣布每个人都处于紧急状况之下，政府才可以这样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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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任内，委员会曾两次处于要求宣布紧急状态的压力之下，两次都是要防止使人极其不便、但很难说是危险的工会罢工。第一次是掘墓工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在罢工的那个漫长的冬季，市里各个墓地都堆起了灵枢。其它的当局要求保健委员会宣布它危及了公众的安全，尤其是快到春天要化冻了。我们看不到为什么要这样做，尽管它的确使不少家庭难受、悲伤。幸好还没有轮到公共讨·论和听证，罢工就结束了。第二次是清洁工一次长期的罢工。全城到处都堆起了塑料袋和污物桶装的垃圾，堆满了人行道，还散到了马路上。开始时，城里的每个人都觉得不方便，后来就反感，最后被那种乱糟糟和气味惹火了。报纸对我们大声疾呼：如果还有紧急状态，那么这就是一个，请赶快宣布吧2我们认为罢工还是用其它办法解决比较好，比较公平，而不要开这样一个会惹乱子的先例。所以我们声称，我们认为垃圾不大会引起什么流行病。至少直到罢工最后解决之前，我们成了纽约市政府中最不受欢迎的5个人。

纽约卫生局的研究臂膀是实验室科，它是19世纪末由当时的专员帕克博士(wmlam H．Park)建立的，目的是为白喉、结核、伤寒等做诊断性试验，也为了研究传染病发病学总的方面。1930年代加迪亚(F5。reU。la Guard2a)当政的时候，这个公共卫生研究所成了一个独立的机构，有市财政的经费，从事与公共卫生关系重大的人类疾病(特别是结核病和营养性疾病)的长期基础研究。在1959年波姆加特纳认为应当重新评估和扩大卫生部门的研究工作，并且对长远的未来应该有个更明确的意向。她组织了一个为期两天的会议，大约有100位全国的生物医学科学和公共卫生权威参加，由霍斯福尔博士(Frank H。rsfaU)、麦克德莫特博土(walsh MeDergnott)、香农博士(James shann。n，当时任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和我协助。它的结果是个意外。纽约市各医学院的院长、教授都很同意。没有像原来预想的那样建议扩大公共卫生研究所或实验室科(会议认为以它们现在的规模来完成为它们规定的功能已经很好了)，会议建议卫生局建立一个新机构去赞助纽约市各医学院所的科学研究。瓦格纳市长接受了这个设想，宣布其后每年要投资800万元(每个居民1美元)于医学研究。其结果就是卫生研究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成了一个极其有用的社会创新，成了国内其它地方的大学和医学院所羡慕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挑选并且在经济上资助想来纽约医学院各科的青年研究人员。给5年的奖学金，而且还可以再续一期。对于医学院的影响几乎马上就显现了出来：从远至加州的青年男女递来了申请。后来发现这些人都想在纽约生活和工作。这真是个意外。纽约的院校从来也没有足够的基金在其围墙之外招来补充人员；尽管纽约很大，而且有7个受人尊敬的医学院，但作为生物医学科学的中心，却比波士顿、巴尔的摩和洛杉矾有所逊色。在几年之内，瓦格纳市长的一人一元钱开始改变了情况。在一年一度的预算听证会上，为了鼓励保健研究委员会继续下去，我们常常算出每一块钱至少有了10倍的效益。在向国家卫生研究院申请经费支持的竞争中，新的保健研究委员会的奖学金成员都很成功，而每一项申请到的经费都带来了技术员、实验室助理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就业机会。这个委员会实际上为纽约建立了一个又新又有生气的事业。我相信正是这个机构，元可争辩地将纽约市推到了全国医学科学中心之中的首位。

虽然市政官员从来没有坚持让这个委员会只支持与本市卫生有关的研究，虽然它完成了大量和任何特殊疾病也没有联系的很有价值的基本研究，但是每一个有关人员都知道这个奖学金总的目的是什么。因此，对几个实际问题也努力进行了研究。其中之一是海洛因药瘾。在60年代早期，一般都认为海洛因是纽约最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只算青春期和刚成年的那些人，每年就有500多人死于海洛因，还有更多的人由于和海洛因有关的他杀或意外而死亡。在瘾士之间(后来还扩大到瘾士之外)，由于污染的注射器而传播了急性肝炎。细菌性心内膜炎、肺的疾病、疟疾和慢性肝脏病也都和海洛因有关。有些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已经对海洛因有了瘾，使他们容易很早死去。至于说到花费，据计算由于买海洛因而盗窃使全市居民每年要损失10亿美元。每个中等量的瘾士每天至少要花50美元(当时的价格)在海洛因上。

我注意起这个问题来，并且对这件事写了一些充满忧虑的短文，因为我在布列维曾亲眼看到许多这样的年青人。我被任命为保健研究委员会的一个特别小组的主席，任务是研究一下这个问题i几个月后提出一些建议。这是在1962年春天，我正好接受了教学年假期间去爱丁堡大学做客座细菌学教授，要从7月份开始。那个小组在春季开了几次会，每开一次会都发现海洛因问题更为复杂，而且还找不到几个可以做研究的真正突破口。我们甚至还肯定不了是它的医学问题大，还是社会问题大。我劝说纽约大学内科的年青生物化学家西蒙(Erk sim。n)博士把鸦片成瘾作为一个生物医学问题进行研究，并且让他掌握一个实验室和一个奖学金的位置。这对他可是一场赌博：丢下他现在从事的工作，去研究一项完全新鲜的、看来十分缠手的问题。这是个很大的风险，但是他热情地接受了，后来一直干了20年。西蒙很早就找到了一个最好的突破口：脑内是否在某些部位有一种吗啡及其衍生物的特别接受体(受体)2他把一些有放射示踪标记的化合物注入大鼠，发现的确有特别的受体脑细胞(中脑特殊的细胞)。而且可以用吗啡的对抗物防止吗啡这些物质附着到这些细胞上。西蒙和其他一些人的工作，最终导致了发现脑制造自己的吗啡样物质——内啡肤，去和这些受体结合。

我对海洛因问题还有一个比较间接的贡献，那就是按计划去爱丁堡休教学年假。这意味着在我不在的一年里，要找另一位做特别小组的主席。我给多尔(vincent D01e)打了电话，请他担任主席。他是我的朋友，是洛克菲勒研究所卓越的科学家，对代谢疾病兴趣广泛，经验丰富。开始时他犹犹豫豫，明白地指出他的工作和海洛因不沾边，而且他对这个问题毫无所知。但是后来他答应了主持会议，我就启程去了苏格兰。在那一年里，多尔开始时是一个不太自在的主席，后来就变成这领域中一个入迷的追求者；那一年还没有结束，他已经成了一个不能自拔、无法停下行动的科学家了。他把他所有的其它研究都停了下来，一头扎进了海洛因瘾各方面的实验研究。很快他就浮出了一个设想(很快还在洛克菲勒有了一个检验这个设想的临床)，认为美沙酮可能是个理想的药物，既能阻断海洛因瘾的那种阵阵难受，但又没有其它副作用，因此可以使瘾士们摆脱海洛因而过另一种生活。多尔的工作到现在仍然是临床研究中美好的成就之一．，也仍然是对海洛因膀最实用、最有效的办法。

作为一个副产品，多尔和他的妻子尼斯万德(Marle Ny8w肋der)对市里的监狱发生了兴趣。几年之后的一个下午，我和多尔参观了曼哈顿市区的拘留所，他在那里设了一个美沙阂门诊。我发现多尔在拘留所的每个区都有好朋友。多尔已经把监狱的生活看成了一个特别的、半知识半情感的问题。我推测他早晚会更加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而且还会想出改善监狱的好主意。这和保健研究委员会最初的目的——找些优秀的科学头脑去为纽约市未来的重要事务爱心——极为符合。但在1970年代中期，纽约财政大危机时，这个委员会由于缺钱而凋零停顿。这个机构有个影子样形式漂流到了阿尔巴尼，现在仍然在字面上存在着，作为州的委员会，可是纽约市则失去了它。这也许不错，但是我可不希望是那样。如果钱能再回来，纽约能再次富有，并且有点雄心，如果有人征求我的意见，我一定投票，说在做任何事情之前，要先重建保健研究委员会，还是一人一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