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读书具有生命塑形的意义。一般而言，人文学问决不是单一的学科界定，相反，除了需要文史哲打通以外， 还需要古今中西打通。这就意味着人文学问是一个有四条腿的“平台”，即“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古代坐标、当代问题”。可以说中、西、古、今四条“腿”中缺了任何一条腿，学术平台就将不平摇晃甚至坍塌。因此，就西学而言，以下几本最基本的著作的阅读，或许可以使你获得事半功倍之效。

　　一、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美学家。著有《诗学》、《修辞学》、《形而上学》等。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起源于对现实世界的摹仿，艺术可以比现实世界更为真实，即达到艺术真实。诗人与历史家不同，历史家描述已发生的事，诗人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反映个别的前后不连贯的事，诗描写既是个别的也是普遍的、合乎或然律或必然律的人和事，所以诗比历史更真实。认为“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净化说”在他的悲剧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思想是古希腊美学思想的高峰，他是欧洲美学思想的奠基人。

　　二、康德《判断力批判》，上下，宗白华、韦单民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康德（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美学家。著有《对于美和崇高的情感的考察》、《判断力批判》等。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由三大《批判》组成。康德把审美活动归于判断力，不归于单纯的感官，把审美判断的内容看作情感而不看作概念。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认为美有两种：一种是不涉及概念和利害计较有合目的性而无具体目的的纯粹形式美；一种是依存于一定概念，有可认识的内容意义、知识概念和目的可寻的依存美。在《崇高的分析》中，康德认为：美只涉及对象的形式，崇高却涉及对象的“无形式”，因此美更多地涉及质，崇高则更多地涉及量；美感是单纯快感，崇高却是由痛感转化成的快感。美在于对象，崇高却在于主体心灵，“美是道德观念的象征”。自由是艺术的核心，艺术也只有使人知其为艺术又貌似自然时才显得美。艺术创作靠天才和审美趣味，天才是替“艺术定规则的一种才能”。其美学思想至今仍不失其灿烂的光辉。

　　三、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黑格尔（Hegel，1770—1831）德国哲学家和美学家。他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理念显现在自然之中，成为自然美，显现在艺术中，则成为艺术美。艺术美是由心灵产生或再生的，它永远高于自然美。他把艺术分为三种类型：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象征艺术是巨量物质压倒心灵的崇高风格；古典艺术是精神内容和物质形式的完满契合一致，理念在感性形象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在浪漫主义艺术里精神否定了它自身，走象征艺术的另一端：象征艺术是物质溢出精神，而浪漫艺术则是精神溢出物质。悲剧所表现的正是两种对立的理想或“普遍力量”的冲突和调解。悲剧就是由悲剧人物遭受痛苦或毁灭而实现的。产生悲剧之后，悲剧人物所代表的理想却不会因此而破灭，所以悲剧的结局同时是一种“永恒正义”的胜利。

　　四、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

　　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1889—1976）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是“在世之在”、我之在、我周遭。同时周围的世界就在此，故世界是人之世界，人是世界之人。认为情感比认识更早地领悟存在，情感是人的基本存在状态。最根本的情感是“畏”，畏是没有确定对象的，“畏启示着无”，畏死，也就是要“为死而在”，人总是从其存在的可能性方面筹划他的存在，人永远处于可能性中，对存在的筹划或领悟永远领先于人的现成状态，人总是处于不断超越的状态中。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是用“思”和“诗”的分析取代了“亲在在世”的分析，“语言是存在的家”取代了“时间是存在的境域”。沉默是“思”的沉沦，只有唤醒“思”、拯救“思”，才能达到“存在的澄明”。要拯救“思”，首要的事情就是分析语言、探究语言的本质。“语言是存在的家”。日常语言的暴政是一只无形的手，它扼杀着“思”，从而也就遮蔽了“存在”。“思是存在的思”，存在总是在来到语言的途中。“思”就是把存在在“说”中领入语言。因此，“一切思着的思都是诗的活动，而一切做诗则都是一种思”。正是通过“思着的诗”或“诗化的思”，存在在语言中进入敞亮，走向澄明。海德格尔的文学美学思想与其哲学思想紧密相连，他的诗思独悟之深，似乎进入一个超出人们的思想和语言的表达限度的领域。

　　五、伽达默尔《整理与方法》（H.G.Gadamer，1900—2002），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坚持解释学的普遍性，伽达默尔认为“在体验结构和审美特性的存在方式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合势”，并推出了体验艺术这个概念。“体验概念对确定艺术的立足点来说，就成了决定性的东西，由此，艺术作品就被理解为生命之完美的象征性再现，这便得出了一个美学结论：所谓的体验艺术则是真正的艺术”。伽达默尔认为，艺术作品的意义既不孤立地在对象本身，也不孤立在审美主体上，艺术的真理存在于每一个特定的现时的理解活动中。正是基于这一点，伽达默尔用游戏、创造物、时间性这三个概念从本体论上阐述了他关于艺术作品的理论。认为在艺术经验中决定性的东西并不是某种凝固的客观的东西，而是对作品特定的具体感受。观者一同参与了作品意义的实现，因此，美学也就必须走解释学的道路。美学的解释学使命就是在艺术经验中去再造和组合作品的意义，而一部艺术作品的意义是永远无法被穷尽的，作品的意义是不断生成、不断流动的过程。

　　六、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法国后现代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J.F.Lyotard,1924—1998）以独特的“解中心”视界，将后现代是否可能的问题转化为后现代时期知识状态的研究。他对合法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认为传统的合法化因时过境迁而失效，只有通过“解”合法化 delegitima鄄tion ，走向后现代的话语游戏的合法化。后现代境况的不同往昔，使后现代文艺美学发生了变化。利奥塔德认为存在两个划分后现代的标准，其一是历时态标准：后现代主义是不同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一个历史时期，它由20世纪60年代发生发展，将随历史而不断地向后延展。其二是共时态标准：后现代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它表征为：消解、解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元话语”、解“元叙事”；专事反叛，冲破旧范式，不断地逐后追新。这种后现代文化精神是利奥塔尔衡量任何文化现象是否具有后现代性的圭臬。

　　七、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

　　美国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爱德华·赛义德（E.W.Said1935—2004）在这个世界的话语权力结构中看到宗主国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与边缘国政治文化的明显二元对立。“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虚构了一个“东方”，使东方（Orient）与西方（Occident）具有了本体论上的差异，并使西方得以用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东方，从而“创造”了一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本质，使自己终于能把握“异己者”。但这种“想象的地理和表述形式”，这种人为杜撰的“真实”，这种“东方主义者”在学术文化上研究产生的异域文化美妙色彩，使得帝国主义权力者就此对“东方”产生征服的利益心或据为己有的“野心”，使西方可以从远处居高临下地观察东方进而剥夺东方。“东方主义”有可能在制造了西方攫取东方的好胃口的同时，又不惜通过编造神话的方式美化“东方”清白的受害者形象，制造出又一轮的“被看”方式。作为东方主义者的西方知识分子，利用文化研究并没有增进人类总体经验，并没有消除民族主义和宗主国中心主义的偏见去解释人类文化的总体体系，而是通过对东方的文化研究参与着种族歧视、文化霸权和精神垄断。赛义德要使知识分子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误区中“超前性”地走出来，从东方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真正进入多元共存的后现代世界格局之中。

　　八、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的后现代消费社会理论，对这些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度剖析。他对消费社会、传播媒体、符码交换系统理论、白色社会形态的研究，对当代“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有着理论奠基的意义：一方面通过电视传播的正负面效应的研究，为当代信息播撒和心灵整合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重视的文化视点；另一方面对消费社会中身体与自我问题、身体与他者问题、肉体取代灵魂而灵魂在肉体中沉睡问题的审理，敞开了当代文化研究所关注的精神救赎与身体解放问题。鲍德里亚对现代性的反思，对消费社会生产之镜的社会文化分析，在当代世界的思想界有相当的影响力。他已经洞悉后现代传媒在加剧人们心灵的异化、在肢解社会心理和个体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严重威胁，进而对传媒在“文化工业”生产中消蚀意义的功能加以清算，是颇具独到眼光的。

　　九、特茨拉夫主编《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吴志成、韦苏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全球化具有技术一体化、经济共同化、文化对话化、交往跨国化等特点。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文化不再局限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生产投资和技术信息的跨国流动使全球连通，新的跨国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变得更有活力和支配权力。新的利益分配和国家发展战略，使“全球化”在不同阐释群体中歧义迭生：有理解为跨国的全球相互依赖，有理解为“世界体系”的重新组合，还有理解为全球范围的资本积累或地球村的空间改变等。总之，这个世界已经重新洗牌，正在创立新的游戏规则、新的特权结构和制度体系。世界新秩序不仅重新组合全球性的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正在取代以前的民族国家体制中的话语运作结构。这一切都造成了世界各国知识分子在问题意识、自我身份、知识价值定位等方面的新的时代氛围，也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家对全球化作出各自不同的反应。

　　十、阿芒·马特拉著《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陈卫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本书是作者对传播网络文化霸权分析的新著，全书充满对问题的前沿性审视和超越陈旧学术观念的知识勇气。进入世界性的传播社会以后，每个人的生活维度都不再是单维的，而是集体网络关系中的一员，具有相互交往的深层因素和变异的可能性。这种身份和认同是相互作用的，一个人虽然具有多重身份，但最主要的身份是通过社会交往社会传播获得社会认同。这种文化社会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身份认同是通过社会过程形成的，随着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在共同语境中不断获得修正和重塑。这种社会学的批判性分析，对第三世界文化无疑有诸多的启示。

　　（下期将着重刊出王岳川教授从国学文化经典方面为大学生的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