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的面孔，智者的风范，作为第三代儒学研究学术代表人物之一的汤一介教授，把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淋漓尽致地诠释在了自己的言谈躬行中。昨日记者有幸与之并膝而坐，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聆听一位哲人的心声。
一种责任：让世界了解我们的哲学
出乎意料，汤教授首先表明的却是对第二代儒学研究者的忧虑，因为他们似乎在某种自然的思想中加入了过多的人为因素。“试图从儒家学派的传统思想中推导出类似西方的民主制度以及一套科学的认知系统，这种研究方法似乎是不够明智的。”在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中，汤教授更希望看到我们的学者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与西方思潮站在对等的平台上去融会沟通。正是这种“合”的理念，让汤教授树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并力图将其推广到世界范围，那就是“真善美”的思想核心。真，天人合一；善，知行合一；美，情景合一，正所谓“合而不同，儒之大者”。
汤教授的观点值得我们用更具有普适性的思想去阐释和理解。换句话说，评价哲学思潮，不要过多地强调谁是主流、谁是支流之类的论调，立足于和谐共生与互通交流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和途径。正如在谈到当代学者的责任时汤教授所言：“我首先是一个哲学研究学者，所以希望让世界更多了解自己的，中国的哲学精神，甚至吸引更多的人来欣赏它。”
一句衷告：中国不能骄傲
现今的国内思想学术界是怎样的状况呢？汤教授说，在中西思想的汇流过程中，很多学者乐于用西方的框架来探讨中国的思想文化，似乎总是跟在西方的研究成果后面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追随者”。“西方有现象学，中国也要发掘现象学；西方有实用主义，中国也要将自己的东西往实用主义上拉扯。”这也引起了某些学者的担心，中国传统的哲学体系是否会被动摇甚至颠覆？
汤教授认为这种担心其实是不必要的。必须承认西方目前是强势文化，强势则必然带来冲击，但这却不可怕。我们正可以考虑将其充分“拿来”，吸纳入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拿唐朝时佛教的传入为例，当时佛经五倍于儒家经典，但中国文化并没有变成印度文化。”汤教授又饶有兴味地举了另一个例子。西方的诠释学，源自对圣经的注解；而中国早就拥有漫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却没有将“解释”本身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形成一门自己的诠释学。如果在这个层面上能效仿一下西方的模式，就会更加丰富我们的解释学。“孔子之所以被称为圣之始者，正因为他具备了某种与时俱进的品格。”他希望我们的学者不要害怕“追随”，因为有些领域我们的影响力还不够，吸收西方的思想，哪怕只是在丰富其思想的基础上，加入我们传统的成份，让人们在了解这种思想的同时感受到我们的思想，也是一条很好的途径。
“中国发展很好，但不能骄傲。”汤老对一名俄罗斯学者在一次会议上的这句发言印象极其深刻，他动情地说：“他讲的很好，真的很感谢他对我们的这种警醒。”
一个期待：建立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承认了所谓强势文化，而面对这强势背后的巨大冲击，我们的社会目前似乎出现了某种“信仰真空”状态，汤老对此也颇有感触。
他说，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形成如此规范化的牢固的运行体系，是因为他们的社会背后有两大支柱：有效的政治法律制度和强大的基督教精神信仰。反之，我国社会之所以存在传统思想背后的支持乏力，正是因为目前的政治法律制度还不健全，也缺乏统一的强有力的精神信仰。他感慨到，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宝贵的信仰和价值观，只不过一场文化大革命把很多东西都批判掉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儒道佛的批判等都造成了今天的信仰真空。
“一个现代化的健全社会必须建立有效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被大众广为接受的价值观念，人们应该用信念将整个社会维系起来，而作为我们的精神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得到发展。”汤老这掷地有声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哲人对民族和国家的美好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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