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这么反感住校?看来我们的校园生活缺一些东西,大家逃之惟恐不及。用一位教授的话来说,我们这里住校主要是为了管学生,而不是帮助学生形成自己的学术共同体。
眼下,学校已经开学,而最近教育部对大学生校外租房开禁,在网上引起一片欢呼,媒体上也有不少学者出来论述为什么大学生住校是不必要的。我本来也支持教育部的解禁。但看到这样一面倒的舆论,心里又惶惑起来:难道住校这么坏吗?
我有这样的感受,当然和自己的经历有关。因为我有非常珍贵的住校经历。我1979年进入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住进北大32楼六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在那屋子中,沿一面墙纵列两张双层的床,另一面墙那边摆一张,剩下的空间摆个小桌子和两个书架,另一个桌子挤在窗口两张平行排放的床之间。此外,就没有什么空间了。除了我,五个同屋年纪最大的32岁,“文革”前被北大录取。但因给报社写稿,文章没发却被警惕性甚高的编辑部上报,17岁就成了反革命,大学上不成,坠入社会底层,发到农村。他向我们描绘在知道自己上学无门的命运后,跑到一个小酒馆,买了一杯最便宜的白干,一饮而尽。那热辣辣的酒直坠下肚,然后直顶脑门。这是他第一次喝酒。
一次我们几个同屋坐在颐和园的餐厅,一个要饭的过来要钱。我没有给。等人家离开后,我随口说一句:“大概又是个假要饭的,靠此维生。”不想这位32岁的老大哥正色对我说:“你不想给就不想给,不要这么讲。你去过农村没有?我当年要是饿坏了,就可能成这种人。”我顿时汗流浃背,无言以对。
其他同屋,也都各有精彩。一位来自广州的同学28岁,洋派十足,受过相当专业的油画训练。当时流行的交响乐、印象派等,都靠他帮助入门。只是他喜欢的邓丽君,我至今消受不了。另外三位,来自河南、山西、内蒙古,不是偏远小城市就是贫困的农村。我这个从来没有出过北京、不足18岁的高中应届生,和这些人泡四年,自然眼界大开。想想北大四年,荒废不少青春,但这间拥挤的宿舍却没有白住。
记得当时我是那么喜欢住校,尽管食堂的饭实在咽不下去,但星期天也常常不回家,寒暑假也在学校泡。对我来说,所谓北大教育,最重要的不是图书馆,不是教授,而是这几个同屋。我们几乎每天要围绕各种问题辩论到熄灯。甚至有时意犹未尽,熄灯后两个人到走廊里小声“单练”,最后太激动压不住嗓门,影响了邻居休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最多,有些像上面讲到的那种终身难忘的教训,至今仍然非常感念。所以我想不通:为什么现在大家这么不愿意住校呢?
我在今年刚出版的《谁的大学》一书中,曾引用19世纪一位教育界约翰-亨利的话说:“如果有两种大学,一种只是对修满许多课程并考试及格者授予学位,另一种既无教授也无考试,只是把年轻人召集在一起读几年书,那我肯定选择后者。”我称大学是自己的心灵故乡,遵循的就是他的理想。而实现这个理想,住校是最基本的条件。
后来到美国
留学,住校的直接经验没有,观感却甚多。比如常青藤盟校这样的精英大学,大多规定本科头两年必须住校。比如耶鲁,把本科生分成十几个学院,每个学院有宿舍、餐厅、图书馆、教室、教授办公室甚至健身房。大家起居都在一起。每个学院设一位院长(master),就住在学院里。我今年有幸回耶鲁参加学术活动,被安排在院长客人套间住了一夜,算是小开眼界。
读书时知道,各学院常常有“院长茶座”(master tea),请一些知名人士和学生坐而论道。客人从学者、政治家,到时装模特、演员无所不包,有点像我们上北大时的讲座吧。不过人家的场面小,一次不过十几二十多人,在院长家里就可以进行,学生可以面对面和来客讨论问题。客人的套间,除了卧室和洗手间,最大的一间是带壁炉的
客厅,摆着沙发。
明摆着,这是为客人在茶座前后个别接待学生准备的。
这样的读书环境,让学生在小空间里接触大世界,当然令人艳羡不已。其他学校只要有条件,就纷纷效仿。
为什么美国的好大学要求学生住校呢?首先,大学是个不同背景的年轻人思想交锋的场所,住校更好地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学生除了读书,有各种社团、出版物,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活动。大家不住在一起,很多事情就组织不起来。其次,住校有利于学生之间建立长期、牢固的联系。18岁的孩子进了大学,又没有中国这种班的概念,上课自己选。不住在一起,互相之间就很难建立有意义的纽带。所以,学生前两年不仅要住校,而且要分成学院,形成小规模的、相对封闭的住校环境,便于大家认识。
美国的名牌大学,特别要培养学生的认同感,希望你在学校形成了世界观、遇到你终身的伴侣,日后想起学校就像想起家来一样,最后慷慨捐款。实际上,在像耶鲁这样的地方建立人脉,也是学生日后成功的重要基石。
我们为什么这么反感住校?看来我们的校园生活缺一些东西,大家逃之惟恐不及。用一位教授的话来说,我们这里住校主要是为了管学生,而不是帮助学生形成自己的学术共同体。
教育部取消校外租房的禁令,让大学自己决定,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如果大家都这么烦住校,说明我们大学的基本精神可能已经丧失。
怎么把这种精神找回来?这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作者:薛涌 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