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建国

    今年7月-8月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在北京市部分城区的街道、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对“当代中国大学生公众形象”做了一项调查，其主要结果是：“社会公众对当代大学生的评价很不理想”；“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大学生精神萎靡不振”，“有自杀倾向”；“认为大学生学习态度非常好的比例只有8.5%”；“大学生的追求从道德自我完善转型为商业成功”，“从纯粹的精神追求向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倾向转变”等。(9月16日《中国青年报》)

　　笔者认为，这个调查选题很好，其结果令人信服，所反映出的问题更值得深思和重视。

　　报道中说，目前的大学生精神萎靡不振是以高考制度恢复后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学生发愤苦读作参照的。

　　笔者经历了那个时代，应该有发言权。那时候，国家已经从极其黯淡的阴影中走出来，民主、法制、真理、科学的口号振奋人心；刚刚恢复高考制度，开始重视知识和人才，大学生的就业机会基本公正，大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不存在失业问题；那时候还没有出现“80%的社会财富掌握在20%的富人手里”这样严重的分配差距，官员腐败还不很明显。因此，那时的大学生看未来可谓是一片光明，绝对相信祖国的明天越来越富裕和强大，更坚信自己能随着国家的崛起而水涨船高。理想和目标让人振奋，让人乐观向上，充满激情，所以他们不分昼夜地读书学习，为后来在20多年的社会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打好了基础。

　　现在的大学生面临的环境就不很一样了：有的大学没毕业就已经在行政、事业或垄断性国有企业安排好了工作，而有的大学生毕业很长时间了连月薪500元的体面工作都找不到；大学生们虽然已经看到了祖国在经济上的繁荣，但总有个人财富与这种繁荣不相吻合的感觉，比如到处都是豪华宅区，但自己一辈子都不可能买得起；发生在身边的大量腐败行为，更是不断地销蚀着他们对民主、法制社会的美好想像和期待———有了这样的烦恼和杂念，他们在精神上萎靡不振就不难理解了。

　　作为大学生，“从纯粹的精神追求向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倾向转变”，确实是个严重问题，他们是祖国的未来，未来怎能没有精神呢？但我觉得，这不能过多地埋怨他们，而是要更多地从上一辈身上找原因，因为这种转变源于他们的上一代亲手给他们制造了一个“商人至上”的畸形氛围。我想，大学生中肯定有许多人都想成为哲学家、社会改革家、优秀教育家等等，可太多的框框使这些领域长期缺乏明星级别的成功者，他们当然不愿投身其中。他们也希望自己加入公务员队伍或公共事业部门，成为造福一方的廉洁官员或公共事业部门的优秀掌管人，可是难以实现，一是多数人进不去，二是进去了也不一定心想事成。而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却能为多数大学生提供相对公正的准入门槛和自由的竞争环境。更重要的是，目前是一个商人地位过度膨胀的社会，他们手中的金钱表现出过大的力量，这些并非秘密的现实，怎不让大学生羡慕和模仿？

　　我国的教育也有责任，在对新一代进行公民精神教育，让他们尽早树立对公平、民主、自由、法制的坚定信仰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文革”期间，因为用强制的办法无限拔高精神的价值及其向导作用，导致多数人非常厌恶精神层面的口号。但这并不能说我们从此不需要精神领域的目标了，更不能像现在这样，让乘虚而入的“拜金主义”来充实我们的精神生活甚至充当我们的精神向导，给年轻人大量灌输庸俗的实用和功利主义。

　　精神追求的实质，是一个与国家的规范、走向、未来等密不可分的信仰问题。精神的迷失必定导致青年人信仰的模糊化和边缘化，其长远的受害者是整个民族。因此，这个问题必须尽快解决，耽误不得。

　　原载《燕赵都市报》转自新浪网(J-02)